在中国社会经济近代化转型的过程中，西北回族商业发生了显著变革。由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形势风云变幻，西北回族商业在近代不同的时期的发展状况也不尽相同。清代回族的社会地位大幅下降，已经完全失去了元明时期从事高端商业的优势。加之，回族人口在西北地区的迅速增长和广泛分布造成实际生活需求日益增长，到晚清时回族商业活动遂与本民族的生计越来越紧密相连。民国以后，西北回族拥有了比较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所以回族商业出现了一个黄金发展时期。民国时期的回族商业经济发展的地域更为广阔，几乎遍及城乡各地，经营的商品种类更为丰富，商业经营的地域特色更为突出，甚至出现大资本运作的新式商业。这些都说明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来讲，近代西北回族商业经济都已经向着更高层次发展。 一、行业变革不断深层化 近代西北回族商业经营门类显著扩大，并且伴随着一些新兴行业的兴起，一些传统行业开始衰落。很多与回族风俗习惯无关的商业行业回族商人都已开始经营，尤其是西北回商已经开始涉足经营一些与近代工业有关的商品，如煤炭、石油等新兴商品品种。同时，西北回族商业活动范围不断拓展，已经突破了地方性小市场交易的局限，长途贩运成为回族商业重要的交易形式。 （一）行业结构的变化 晚清时期，西北回族经营的商业门类比较狭窄，多为与回族群众的生活相关联的一些行业，如饮食业、皮货业、牛羊业、屠宰业、制革业、贩马业、运输业、贩卖山货及油盐米炭等。其中贩运茶、盐等榷货是西北回商的主要行业，如经营甘肃茶叶贸易的西柜则为回民主持[1]3，茶叶多采自湖南和四川。陕西咸阳的木士元是茶商中的“通行领袖”，所经营的茶叶销往甘肃、新疆等地；泾阳马金富和马金玉兄弟，在县城东关开设商号，经营茶叶和杂货，并且远销外地，在当地影响很大[2]96-97。此外，在大中城市中仍有一些回族商人保持从事古玩业的传统，他们中“有开古玩铺的，有跑街的，有长途贩运的，也有在乡村收购的”[3]170-171。这一时期，西北回族商业活动区域由大城市向中小城镇、农村及偏远地区发展，尤其在同治回民起义结束之后更趋明显。居住于西北乡村的回民基本上亦农亦商，多数农忙时务农，农闲时从事小本经营和长、短途贩运。有一些回族地主豪绅也经商，如禹得彦除了在家乡种植庄稼，还在西安开设商号，在四川开有盐井 [4]167。 民国初期，回族传统行业不断扩大，出现了比较兴盛的局面。但随着殖民化的深入，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倾销改变了中国人的消费方式，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很多传统的行业相继衰落甚至消失，同时也出现了很多与回族风俗无关的新兴行业。西北回族商业发展明显迟滞于内地及沿海地区。正如时人所述：“西北回胞经营商业者以行商居多，而坐商寥寥无几，但亦可分为运送业，皮毛业，茶业，布业，国药业，粮食业，油业，盐业，旧货业，旅馆业，食品业。”[5]171-172除了这些传统行业外，在大城市里有回商开始涉足新兴行业，如20年代兴起的德泰光煤油公司、利通汽车运输公司，20世纪30年代后有华丰面粉公司、渭南打包厂等 [6]136。 民国中后期，西北回族传统商业结构开始裂变，尤以抗战开始以后变化为明显，“回族传统的行业，在发展中门类也越来越细，并派生出与此业相关的手工工业或是小工厂”[7]。其中，最为突出的为饮食业和皮毛业，如民国时期西安清真饮食业的经营范围划分更细致，牛羊肉食业虽然与饮食业互有关联，但已经从餐饮业中剥离出来，逐渐发展为集屠宰、加工和销售为一体的行业。与此同时，糕点业也从饮食业中脱离出来，自成一体。 （二）新兴商品的增加 清末以降，西北回族的商业贸易中皮毛贩运和制革业是支柱性的行业，逐渐形成了集饲养、收购、加工和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集群，成为极具优势的垄断性行业。回商输出的商品仍以羊毛、驼毛、羊皮等西北土特产为主；从内地输入西北民族地区的商品除沿袭数百年的茶叶、布匹、丝绸、生产工具、日用百货外，还新增了很多品种。不仅有内地所产的工业用品，而且洋货也开始输入。如民国时期宁夏“回族经营的商品，主要有当地出产的甘草、发菜、枸杞、粮食、油料、豆类、山货、牛羊肉、清真食品、药材、食盐等等；而从外地运进的商品有丝绸、布匹、成衣、海味、首饰、糖、菜、小农具、棉花、小五金、火柴、蜡烛、肥皂、毛巾、帽子等各类百货以及回族生活中特需的汤瓶、吊罐、白帽、红糖、拜毡、拜毯等等”[8]236。 随着内地商人和外商的增多，西北地区市场中商品以外地和外国货为主，尤其是大、中城市回族经营的新兴商品品种显著增加。例如，西安德泰光煤油股份有限公司是专营石油及衍生品的回族商业企业，不但经营品种多样，有美孚煤油、虎牌煤油、鹰牌煤油、鹰牌蜡烛、飞马牌汽油、机器用油以及油灯、蜡烛、凡士林等，而且商品销售量也很大，1927年仅美孚煤油的销售量每月就高达100吨左右，折合1000多桶，占全陕西省销量的一半 [9]71。20世纪40年代后，西北回商经营的商品中舶来品开始占据主要份额，有火柴、西药、布匹、煤油、蜡、纸、碱、洋糖、烟、日用品等几大类。并且每类商品品种也很丰富，如布匹有人马弓斜布、九龙洋布、卡机布等；日用品有毛巾、香皂、牙膏、纸烟等。当时大部分来自日本及美国，由包头输入，小部分来自内地[10]。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舶来品已经普及到小城镇、农村集市，甚至是偏远的民族聚居区。如青海玉树地区的结古，市面商品中80％的布匹与杂货为英国货、日本货和印度货[11]683。 （三）活动范围的扩展 清末民初，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伸入到西北市场，又因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兴起的资本主义民族工业从西北地区找到丰富的生产原料，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西北地区商品贸易的发展。与此同时，贩马业和运输业的大发展为长途贩运成为西北回族商业的主要贸易形式提供了运力保障，如在西安马市形成了回族马牙家，这些骡马经纪人把中原的汉族和大西北的回族、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联系起来；运输业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从清光绪中叶开始的甘肃皮筏运输业，兰州筏户几乎尽为回民，先多来往于西宁至兰州间，后又延至包头等地，此行业一直持续经营到新中国成立以后[12]167-177。民国中期，近代机器工业已经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内地大量出现，商品生产已经从以家庭为纽带而结合于自然经济体系之中的使用价值生产转向价值生产。生产决定流通，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市场进一步扩大，商品经济获得较大发展，超越地方性小市场的区域性市场和全国性市场网络逐渐建立，为回族工商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