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县，今河南新密。抗战前期，和郑州、荥阳、新郑等同属河南第一行政区。①1938年中共在第一行政区设立地委，地委所在地不在这一地区的中心城市郑州，而是设在密县，因而密县一时间成为中共河南党的中心之一。这样的局面，到1939年8月戛然而止，因中共密县地委遭到破坏。 一年之后，中共密县地委的报告谈到被破坏的细节：1939年8月2日，地委一个交通员从省委担书到密县，行至密县四区，被当地几个小学教员发现。教员想买书，交通员声称是给新四军担的，不卖。四区区长听说后，拘押审问交通员，交通员坚称受雇于新四军，并拿出新四军所开路条及脚夫条子作证。区长将交通员押往县府。交通员在密县城关遇见中共密县县委书记王东旭，王告诉他：不要紧，共产党今天并不违法，到县府后你就说给某某人担的。这样，交通员在区署和县里供词不一，让人有文章可做，县府大肆逼供。随后，交通员供出县委组织部长，后者在严刑之下叛变，破坏蔓延到全县，总计被捕20余人。② 密县地委被破获，形势陡然逆转，抗战前期一直在河南居于发展前列的中共密县党组织由此一蹶不振。密县党组织的起落，既是当时国共关系演变的产物，又有时、地、人多种因素的机缘。所谓时，密县党组织的成长，离不开统一战线这样一个大环境，而其遭遇挫折，也源于国民党对中共政策的转向，是统一战线下中国政治所呈现的张力的具体体现。所谓地，密县地处河南，国民党中央对其的控制始终若即若离，地方力量有较为充分的运作空间；战争爆发后，又处于对日抵抗的前线，为中共利用抗日统一战线谋求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可能，这实际也是河南多地共产党发展的共同道路。所谓人，密县中共组织的发展，和当地的国民党党部主事者有着直接关系，县党部书记长樊百全在其中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而这又是观察国民党特别是具体的国民党员的理念与实际运作的一个切入点。密县，可谓抗战时期统一战线政策下中共生存之路的一个观察站。 如果不纯以统一战线作为观察对象，从抗战爆发前后的密县故事中还可以发现结构性裂缝和人情政治两大特征。民初中国，帝制崩溃、儒教瓦解，维系中国国族认同的两根最重要支柱断裂，这种分崩离析的漂移局面既是政治权力分化的结果，也是文化中国③崩解后的代价。崩解的局面及随后国民党主导的有限度的修复，留下了政治、社会、文化多方面的结构性裂缝④，地居中原的河南，恰处以东南为中心的南京中央板块和散处华北、西北、西南的地方割据板块的结合点上⑤，裂缝和对接在这里均有明显的体现。文化中国的崩解带来的另一个现象就是人情政治的肆虐。一般人都接受中国存在人情社会的说法，汤姆士·詹森认为中国社会中，“平民(及不少精英)总是更加忠诚于那些本地化的共同体和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是亲属关系，但这些低层忠诚之所系也包括乡村、市场体系、宗教教派、秘密社会以及自卫组织”。⑥帝制中国，由于皇帝效忠和儒学修身两个坐标的存在，人情这种次一级的忠诚还能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在民国时代，前述两个坐标同时失效，人情成为失范状态下政治、社会活动最重要的润滑剂，渗透到社会政治的各个角落，即便像樊百全、中共这样怀抱理念的政治力量，他们在密县的活动，也不难看到人情政治的影子。人情范导下，密县乃至当时的整个中国，都充满着暧昧的色彩。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密县，樊百全可以说家喻户晓，讲述抗战前后的密县故事，不能不从樊百全讲起。 民国时代，自治运动不绝如缕。自治运动既是近代以来民主宪政潮流的衍生品，又是中央和地方关系演变的产物。作为中央板块和地方板块交错的地区，民国时期的河南既不像中央板块那样形成相对稳固的控制，也不像地方板块那样游离于中央权威之外，和中央若即若离的关系，使这里成为自治运动的高发地，别廷芳的宛西自治延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地域之广均独占鳌头。河南独特的地缘关系，造就了像别廷芳这样一批具有全国影响的地方强人，也使樊百全这样的小地域强人可以在不那么引人注目的环境中游刃有余。 樊百全(1897-1960)，地主家庭出身，幼时家中“约有旱地二百八十亩”⑦，县立师范毕业。1923年只身赴上海求学，他回忆，到上海后，“窄小的宿舍里，仅住我们三人，一为吴江县人张咸，彼自称是共产党员；另一为张民生，彼自称是国民党员”。⑧一个房间，就聚集了两个后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政党的党员，这正是此时上海的缩影。樊百全在这里阅读了《民国日报》《民国旬刊》等报刊杂志，开始接触新思想。尽管在上海仅仅80多天，但上海之行打开了他的眼界，而一个到过上海的青年人，在内地的密县，如果善加利用，本身也未尝不是活动的资本。 从上海回来后，带着外面世界的刺激，樊百全开始从事社会活动，首选是兴办教育。他和同为密县人的张书印一起创办平民教育，“奋斗一年，平民学生毕业者有三百人之多，初小学生受教者约二百人”。⑨由于遭到当地士绅的反对，教育梦没能继续下去。樊百全开始转向政治运动，按他自己的叙述：“1926年农历1月组建密县青年学社，1927年4月加入国民党，1927年8月，到豫、陕、甘农村组织训练班受训，因‘赤化’嫌疑险遭禁闭，翌年春训练结束后，任密县新农村指导员。”⑩ 1928年春樊百全任密县新农村指导员时，国民党已经在南京、武汉相继分共，民众运动受到抑制，但是，时任国民党密县党部书记长的张书印和樊百全却在这里展开社会运动，放足、剪辫子、扒神像，“樊铁面无私，亲戚家有人缠足，同样处理，罚款加倍”。(11)时人回忆：“那几年三天两头，总有一起到两起，成千上万人的队伍，由全县各区、乡农协干部领着，给土豪劣绅戴上高帽，绳捆索绑，打着旗帜，敲锣打鼓，押着土劣，高呼口号，声势浩大地进到城来，不是游行示众，就是送县法办。”(12)这样的场面，显现出1927年前国共开展国民革命时民众运动的影子，这在南京政权牢固控制下的江南地区多少有些难以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