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汉译佛经所依据的佛教原典，其语言属于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以梵语为代表，是典型的屈折语。佛教原典语言在语法意义的表达方式上与汉语有很大的不同，这给佛经汉译提出了很大的挑战。现在我们知道，历史上留名的主译当中有95%以上是讲这种语言的外国高僧大德。他们把用母语或与母语同族的语言写成的佛典译成非母语的汉语，因此，汉译佛经的语言受到原典语言的强烈干扰并不足为奇。[1，3，6]其中，源头语呼格名词对译文的干扰或许是最为明显的一种。下面的段落是从东汉安世高译《人本欲生经》（T14）中选取的： 佛便說是：“或，阿難！①有見，是痛為身；或有見，是痛計非身，但為身更痛法見是為身；或一身為是痛，見不為身亦不為痛法，見痛法計是不為身，但為見是身為身。彼，阿難！或為在是痛計為身，當為對說：‘是痛，賢者！為三輩：有樂痛、有苦痛、有不樂不苦痛。是，賢者！三痛見，何痛應作身？’樂痛時，阿難！是時二痛已為滅。為苦？亦不樂亦不苦？是時但為樂更。樂痛，阿難！非常，苦要滅。樂，阿難！痛已滅，離身不在身計。是如是。是時，阿難！苦痛更時，是時為兩痛已滅，為樂亦苦，是時但為更苦痛。苦，阿難！痛非常，苦盡法。苦，阿難！痛已盡，身不復更知。是時，阿難！亦不苦、亦不樂、不更是痛。是時兩痛滅，痛亦苦，但為是時，不苦不樂更是痛。不苦不樂，阿難！痛法，非常、苦盡。不苦不樂，阿難！痛已盡，應無有身，自有是計。或，阿難！為行道，為是非常法，痛為計見身；或有，阿難！為行道，放散樂苦痛，為自見計身。如是，阿難！因緣不應可為痛作身見身。彼，阿難！或不痛計見是身，但為身法更痛。便可報：‘若，賢者！無有痛更，亦不見所更，寧當應有是不？’是時，阿難比丘！不痛為見計非是身，寧應是法更痛亦見是身不？”（CBETA，T01，no.14，p.243，c8-p.244，al） 《人本欲生经》为佛陀与弟子阿难讨论佛教基本教义的对话。全文大约7200字，当中用来提醒对方注意的称呼语共出现了202次，其中“阿难”195次，“贤者”4次，“[阿难]比丘”3次。而且“严重”的是，这些称呼语多仿照源头语的语序，被“破坏性地”插在句子中，打乱了汉语赖以表达那些词语间相互句法关系的线性结构。这就给母语为汉语的人正确阅读和理解经文带来了不小的障碍——读者多半不知道这些称谓词其实是句法独立的独词句，与其他词语没有句法关系，按汉语的习惯根本不应该插在句中。 出现这样“混合式”译文的主要原因，或是译者的汉语水平不高，不知道这些语序仿译自原典语言的句子在汉语中并不合法；或是受到翻译理论的限制，不知道不同语言之间的语码转换究竟应当如何进行。问题在于，译经的目的是为了弘法，这样的译文如何能实现那些不远万里而来的译者的崇高使命？他们当中难道就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想出某种补救的办法？ 笔者前几年在对大乘佛教著名经典《维摩经》进行梵汉对勘研究的过程中，偶然留意到，在性质为称呼语的称谓词之前，往往会出现一个“唯（惟）”。如三国支谦译《维摩诘经》（T474）： 於是，長者維摩詰自念：“寢疾于床，念佛在心。”佛亦悅可是長者，便告賢者舍利弗：“汝行詣維摩詰問疾。”舍利弗白佛言：“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常宴坐他樹下，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舍利弗！不必是坐，為宴坐也。賢者！坐當如法。”（《弟子品第三》） 这样的用例在这部译经中共有10个，而在鸠摩罗什的同经异译《维摩经所说经》（T475）中有20个，在唐玄奘的同经异译《说无垢称经》（T476）中，竟然多达39个。 这个“唯”是什么？有学者（如CBETA的标点者）将它与其后的称谓词断开，处理为独立的呼词： 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舍利弗！不必是坐，為宴坐也。賢者！坐當如法。”（CBETA，T14，no.474，p.521，c3-5） 若真如此，则汉语呼词“喂”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中古早期。 然而，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经过大规模的用例调查和用例分析，笔者（2016）证明这个原本为焦点助词的“唯”，正是某些译者用来翻译原典呼格名词的一种手段。它能够使汉译文中那些用来对译梵语呼格名词的汉语称谓词，与句法功能不同的其他称谓词在形式上明显区别开来，我们可以视之为佛经汉译中的称呼语标记。这个“唯”一开始并不是句法独立的成分，但后来（不晚于宋代）的确发展成独立的呼词。多半是为了与同样用“唯”字记录的应词区别，明代之后一般就写作“喂”了。调查还发现，从东汉到西晋，用“唯+称谓词”来对译原典呼格名词的，只限于三个姓支的译者：即东汉的支谶，三国的支谦和西晋的支法护（亦名竺法护），说明这只是一个翻译“学派”的“专利”。 有学者曾问，对源头语的呼格名词，除了“唯+称谓词”，汉译佛经中还有没有其他的译法？经过语料调查，我们有了肯定的回答。本文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二、“此+称谓词” （一）支谦译《维摩诘经》中的用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