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密歇根大学白一平（William H.Baxter）教授和法国东亚语言研究所沙加尔（Laurent Sagart）教授合著的新书Old Chinese：A New Reconstruction已于2014年9月出版①。该书面世之后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并获得了美国语言学会2016年度“布隆菲尔德图书奖”（Leonard Bloomfield Book Award）。两位学者之前都发表过上古音构拟方面的专著：Baxter（1992）的特色在于韵部构拟，即在数项音变假说基础上对传统韵部再分类并提出了“六元音”方案；Sagart（1999）主要利用谐声、词族以及民族语中的早期借词以探究上古汉语的词缀和声母系统。近十几年来，随着汉语方言、民族语研究的推进以及出土简帛文献的整理发表，上古音韵材料不断得到了充实。期间，两位学者合作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早先的方案进行修订，白-沙（2014）正是在这一基础下诞生的。本文主要结合Baxter（1992）及Sagart（1999），根据我们的理解，来介绍白-沙（2014）所依据的新材料、新方法，以及拟音系统中的各项重要改进。 白-沙（2014）共六章，其安排大致如下： 第一章为引言，介绍研究思路。白-沙（2014：5）主张古音构拟应当遵循“假说—演绎”法（hypothetico-deductive method），即从有限的材料中推演出音变假说，使拟音系统具备一定预测能力，并根据新材料进行检验或调整。 第二章介绍新材料。主要包括出土简帛文献、古方言以及民族语中的早期汉语借词三类。它们或为汉人所用或为外族人所借，本质上都属于汉语内部材料（白-沙，2014：40-41）。 第三章介绍了拟音体系的总体情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与声母和前置结构相关的音变假说；韵部构拟上的改动；上古汉语词根的概貌；词缀的某些形态功能。 第四章为该书的核心部分。本章综合运用方言和借词两类材料，系统地将历史比较法运用到声母和前置结构的构拟中。此外，还从谐声和词族材料出发，增加了一套小舌音声母。 第五章为韵部系统的构拟。新系统沿用了Baxter（1992）的“六元音”方案，但在介音、韵尾、后置韵尾（postcoda）等位置皆有所改动。较为显著的有两项：一是取消了三等介音（*-j-），用咽化作用（pharyngealization）解释三等与一、二、四等的区别；二是增加了一套*-r韵尾以解释某些“阴阳对转”现象。 第六章为总论。归纳了上古汉语的音韵特点，交代了新系统中存在的疑点，指出了将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地方。 2.研究材料和方法上的突破 2.1 古文字 在早先的研究中，Baxter（1992）和Sagart（1999）都比较重视音韵材料的可靠性问题。指出传世文献可能经后人删改，也可能出现版本错讹。近十余年来，古文字学界陆续整理和公布了大批简帛文献，其著录时代集中在战国至西汉之间，内容包括遣册、卜筮祭祷记录、司法行政文书、书籍等。当中的异文、谐声、通假和韵文等对于研究上古音韵具有重要作用。白-沙（2014）把通假材料纳入广义的谐声范畴，将谐声关系分为“共时的声符互用（interchange）”和“历时的声符替换（substitution）”两类，以区分当中的时代和地域层次：前者可用来订正或补充谐声系列，后者可用来推测语音演变。 2.2 民族语中的早期汉语借词 Sagat（1999：8）认为，长江以南的广大区域在远古时期是多民族杂居的，所使用的语言可能包括壮侗语、苗瑶语、南亚语、藏缅语等。战国末年，随着汉人南迁，汉语同民族语之间发生了持久而深刻的接触。受强势语言的影响，这些语言中存在多个历史层次的汉语借词。奥德里古尔（Haudricout）曾利用越南语中的汉语借词以考察汉语声调的起源，由此发展出*-s和*
韵尾理论，显示出这类材料在上古汉语研究中的潜力。李妍周和沙加尔（1998/2013）提出了借词的“一致性原则（principle of coherence）”，以区分借词的历史层次。后来，该理论为更多学者所采纳，被运用到对白语、水语、哈尼语、苗语和拉珈语等借词研究之中，逐渐积累了一批早期汉语借词材料（参看蓝庆元、向柏霖，2013）。 由于早期借词和同源词混而难分，白-沙（2014）一方面排除了藏缅语中的共同词汇，一方面剔除了系属不明的民族语借词（如：白语等），而主要利用了越南语、壮侗语、苗瑶语中的汉语借词②。上述三种语言早先都存在带前置成分（presyllables）的音节结构，它被认为是许多东亚语言单音节化的起点（米可，2013）。这三种语言大约在战国时期开始同汉语接触，故可以利用当中的早期借词层以重建上古汉语的音节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