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在13世纪初期的历史舞台中，凶猛登场的蒙古帝国有着战斗力惊人的铁骑，蒙古帝国依靠它的铁骑横扫了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蒙古帝国灭亡了东亚的金朝并占领当时中国的华北全部地区；同时，蒙古帝国向高丽发起了持续三十年的猛烈进攻。1260年，忽必烈使高丽太子王倎(即日后元宗)归顺入朝。1267年，蒙古开始对海对岸的日本提出归顺要求。在日本的幕府政权拒绝蒙古的归顺要求后，蒙古于1274年和1281年两次派军远征日本，但均因为台风天气等原因而以失败告终。因为此次战争，蒙古、高丽、日本三国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受到了巨大损失。蒙古和高丽在对日作战时，需要的士兵、战舰、军粮和兵器都是由高丽承担，这对高丽无疑是很大的负担。日本虽然成功地击退蒙古，但也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战争结果就是东亚国际格局的重组。战前，南宋、高丽和日本三国间的联系并不紧密，但通过海路交流一直保持着和平稳定的关系。然而1276年蒙古吞并南宋，1281年结束了第二次征伐日本后，蒙古和高丽便形成了紧密的军事同盟，反观高丽与日本的关系则日益疏远。在第二次蒙古征伐日本之后，蒙古与日本之间有很多的商人和僧侣一直有民间交流进行，但高丽与日本的关系却属于持续的断交状态。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4世纪后半期。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蒙古、高丽、日本三国都处于王朝政权持续交替的时期。目前，学界关于在13世纪与14世纪之交东亚三国的外交关系以及研究蒙古两次征伐日本时各国的动向，战后三国外交关系的研究非常稀少。 首先，对蒙古—高丽的外交关系的研究，可以填补部分的研究空白。战争结束后，作为军事同盟国的两国关系更加紧密。蒙古两次征伐日本，对两国而言都是重要的国家大事。对于战争的失败，两国也有着不同的看法。除此之外，学界有关战争后日本对于蒙古和高丽两国关系影响的相关研究也非常稀少。近来森平雅彦通过新视角阐发的论点是：高丽通过设置行省和与蒙古王室通婚的方式取得防御日本的任命，这种特殊的“机能性”具有防御敌国和提升自己地位的目的。① 以上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是依据蒙古征伐日本失败的史料，探索日本的存在对蒙古—高丽关系的影响。这种扩大蒙古和高丽两国关系的研究范围乃至将日本包括在内的研究，是有深刻意义的。如果研究者全部采用高丽视角的话，则无法充分反映史实。征服日本的主导是蒙古，高丽仅为其附属国，因此要正确反映战争史实和探讨日本的存在对蒙丽两国关系的影响，首先应该从蒙古的角度进行探究，即从蒙古传统的世界观中统治阶级对日本的征战的认识进行探究。 13-14世纪，关于蒙古对日本的认知，石原道博展示了先驱性的研究成果。②其研究成果认为，元朝的官员和学者依据中华传统思想将日本视为夷狄。虽然蒙古统治阶级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但作者在论文中却先行提出区别于传统中华思想的蒙古自身所具有的传统世界观，③由此论证其施行的大多数对外政策都吸取了传统的世界观。此研究成果提示我们重新解读蒙古的对外观念，蒙古对于日本的认知和这种认知对蒙古—高丽的外交关系的影响。 二、蒙古的传统世界观和对日本的认知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时，蒙古的统治阶级早已认定自己就是上天认定的世界上唯一的君主。因此，他们将世界分为两部分，归属(和平)对象和战争对象，对于不归顺的地区和人民，会持续以武力征服直至其归顺。即在蒙古人的意识中，不存在同等的国家和百姓。实际上，唯有通过武力方式使得“敌对势力”归顺。蒙古带着这种二分法的观点，不断地将帝国的领域扩张。蒙古在征服过程中标榜的唯一理由是，归顺蒙古是敌国实现和平的唯一出路。敌国反抗时，蒙古通过其拥有强大战斗力的铁骑迫使敌国完全臣服。结果是蒙古帝国在建立70年后征服了欧亚大陆上的众多国家，占领了广阔的领土。 忽必烈即位前，蒙古并没有机会和日本接触，蒙古甚至对日本的存在一无所知，更何况在欧亚大陆最东侧的高丽为抵抗蒙古阻拦海路要道30余年。但忽必烈即位后，蒙古开始筹划以归属国高丽为踏板，通过海路征服日本的方案。当时的蒙古统治阶级认为，忽必烈是世界上唯一的汗，在他们的生命中和世界观中，认为忽必烈是世界的唯一支配者。在此种观念的指导下，蒙古决定征服在其势力范围之外的日本。 据史籍记载：至元五年(1268)，“而东夷皆内属，惟日本不受正朔，帝知隋时曾与中国通，遣使谕以威德”④。忽必烈在发起武力征讨前，依照惯例首先希望以和平的方式使其归属，于是选择首先向日本派送书信。至元三年(1266)第一次向日本派送书信时，因为高丽不予合作而导致失败；第二年(1267)归属国高丽接受蒙古的命令，才有使臣潘阜前往九州的日本之行。当时潘阜向日本天皇传达的国书末尾有忽必烈所写的“以至用兵，夫孰所好”⑤内容。即如果日本不愿归属蒙古的话，蒙古必将以固有的方式强行征服日本，这是日本与蒙古的首次接触。自此以后，在蒙古固有的二分法世界观中，蒙古把日本一直看作是被征服的对象。 被蒙古要求附属的日本幕府决定不理会忽必烈提出的归附要求。至元六年(1270)，忽必烈让身旁的大臣赵良弼再向日本传达国书，再一次表达要求日本归附的要求：“如即发使与之偕来，亲仁善邻，国之美事。其或犹豫以至用兵，夫谁所乐为也?”⑥之后在第二次战争后，至元二十一年(1284)僧人如智传达的书信中也写道：“夫和好之外，无余善焉；战争之外，无余恶焉。”⑦可见其一直以来都坚持固守原有的世界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