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国家建构视野下的游牧与农耕族群互动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大龙,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研究所,北京 100752 李大龙(1964- ),男,河北沧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博士生导师,兼云南大学边疆学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国家领土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原文出处: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的对峙和融合是推动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作者从王朝藩属与游牧行国碰撞、对峙与重组的视角,对宋金时期两大族群所建政权的形态,及其对境内族群的整合作用进行了概要探讨,在揭示这一时期政权与族群凝聚状况的同时,给予其在多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一个明确的定位。


期刊代号:K23
分类名称:宋辽金元史
复印期号:2017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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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7)05-0089-17

       经过隋唐时期游牧行国与王朝藩属之间的碰撞与重组之后,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之间的互动又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对草原族群而言,游牧族群建立的诸多游牧行国先后为契丹建立的辽和女真建立的金整合,而对于农耕族群而言,则出现了相对“单纯”的农耕王朝,这就是北宋和南宋,而且二者具有前后相继的关系。从二者的互动关系言,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之间又一次呈现对峙的状态,但是和以往相比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游牧行国从单一的对游牧族群的整合发展为对牧农混合族群的整合,具有游牧行国和农耕王朝的双重特征;二是在对峙中具有游牧行国和农耕王朝双重特征的辽、金占据了明显优势,并最终取代农耕王朝成为“天下(中国)正统”。①

       一、由游牧行国到兼有游牧行国、农耕王朝双重特征

       契丹建立的辽和女真建立的金,虽然被历代史家归入了“中国王朝”的系列,但不可否认的是,契丹和女真都属于游牧族群,而辽、金虽然具有中国传统农耕王朝的特征,但依然保留着游牧行国的很多特点,故笔者称二者兼有游牧与农耕政权的双重特点。

       (一)由游牧行国到辽朝:游牧族群“一统”的再努力

       契丹之称最早见于《魏书》是学界的一般认识,而《辽史·世表》对契丹游牧行国的发展轨迹有如下记载:汉代,“冒顿可汗以兵袭东胡,灭之,余众保鲜卑山,因号鲜卑”。曹魏时,“青龙中,部长比能稍桀骜,为幽州刺史王雄所害,散徙横水之南,黄龙之北”。两晋时期,“鲜卑葛乌菟之后曰普回。普回有子莫那,自阴山南徙,始居辽西。九世为慕容晃所灭,鲜卑众散为宇文氏,或为库莫奚,或为契丹。”也就是说,契丹是东胡的后裔,与在实现草原地区“大一统”基础上进而南下占据黄河以北地区并建立北魏王朝的拓跋鲜卑有着共同的祖先,而更有意思的是,契丹也步拓跋鲜卑后尘,最终构建了包括游牧和农耕族群在内的辽朝,实现了与北宋王朝的对峙。

       《魏书》为契丹立传已经从一个侧面表明,最迟在北魏时期契丹已经凝聚为草原地区的一支重要力量,而《魏书·契丹传》对这一过程也有一个大致的记述:“契丹国,在库莫奚东,异种同类,俱窜于松漠之间。登国中,国军大破之,遂逃迸,与库莫奚分背。经数十年,稍滋蔓,有部落,于和龙之北数百里,多为寇盗。真君以来,求朝献,岁贡名马。显祖时,使莫弗纥何辰奉献,得班飨于诸国之末。归而相谓,言国家之美,心皆忻慕,于是东北群狄闻之,莫不思服。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絜部、黎部、吐六于部等,各以其名马文皮入献天府,遂求为常。皆得交市于和龙、密云之间,贡献不绝。太和三年,高句丽窃与蠕蠕谋,欲取地豆于以分之。契丹惧其侵轶,其莫弗贺勿于率其部落车三千乘、众万余口,驱徙杂畜,求入内附,止于白狼水东。自此岁常朝贡。后告饥,高祖矜之,听其入关市籴。及世宗、肃宗时,恒遣使贡方物。熙平中,契丹使人祖真等三十人还,灵太后以其俗嫁娶之际,以青氊为上服,人给青氊两匹,赏其诚款之心,余依旧式。朝贡至齐受禅常不绝。”由此分析,尽管魏书的作者称契丹为国,但契丹尚未完成内部的凝聚,在隋唐时期依然是多部共存的状况。

       《隋书·北狄传》将契丹置于突厥之后,记录了其在突厥游牧行国体制下缓慢发展的情况:“部落渐众,遂北徙逐水草,当辽西正北二百里,依托纥臣水而居。东西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分为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余,逐寒暑,逐水草畜牧。有征伐,则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合符契。突厥沙钵略可汗遣吐屯潘垤统之。”由此看,进入唐代之后,契丹虽然逐步成为东北地区的重要民族政权之一,但其发展依然受到中原和草原地区强邻的制约,一方面不得不左右于唐朝和突厥汗国之间以谋求生存,另一方面也是唐朝和突厥汗国争夺的目标。

       唐朝和契丹隶属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见诸于史书记载。《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契丹传》载:“武德初,数抄边境。二年,入寇平州。六年,其君长咄罗遣使贡名马丰貂。贞观二年,其君摩会率其部落来降。突厥颉利遣使请以梁师都易契丹,太宗谓曰:‘契丹、突厥,本是别类,今来降我,何故索之?师都本中国人,据我州城,以为盗窃,突厥无故容纳之,我师往讨,便来救援。计不久自当擒灭,纵其不得,终不以契丹易之。’太宗伐高丽,至营州,会其君长及老人等,赐物各有差,授其蕃长窟哥为左武卫将军。二十二年,窟哥等部咸请内属,乃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左领军将军兼松漠都督府、无极县男,赐姓李氏。显庆初,又拜窟哥为左监门大将军。其曾孙祜莫离,则天时历左卫将军兼检校弹汗州刺史,归顺郡王。”以放弃对梁师都的支持来换取内附唐朝的契丹,显示契丹对于突厥汗国的重要,唐太宗也是因此不仅回绝了突厥的要求,而且逐步加大了对契丹的控制,松漠都督府的设置应该是一个重要标志性事件。《新唐书》卷二一九《契丹传》载:“明年,摩会复入朝,赐鼓纛,由是有常贡。帝伐高丽,悉发酋长与奚首领从军。帝还,过营州,尽召其长窟哥及老人,差赐缯采,以窟哥为左武卫将军。大酋辱纥主曲据又率众归,即其部为玄州,拜曲据刺史,隶营州都督府。未几,窟哥举部内属,乃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使持节十州诸军事、松漠都督,封无极男,赐氏李;以达稽部为峭落州,纥便部为弹汗州,独活部为无逢州,芬问部为羽陵州,突便部为日连州,芮奚部为徒河州,坠斤部为万丹州,伏部为匹黎、赤山二州,俱隶松漠府,即以辱纥主为之刺史。”唐朝虽然设置了松漠都督府,但从只授予窟哥都督,且各部降附有先有后、分别设州安置分析,契丹内部的凝聚依然没有完成,不能以一个完整的政治势力参与东亚地区的政治活动,而对于则天万岁通天年间(公元696-697年)李尽忠、孙万荣的反叛,应该将其看作是契丹为完成凝聚而做出的一次努力。据《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契丹传》记载,在武周三十万大军的进攻下,“俄而李尽灭死,万斩代领其众。万斩又遣别帅骆务整、何阿小为游军前锋,攻陷冀州,杀刺史陆宝积,屠官吏子女数千人。俄而奚及突厥之众掩击其后,掠其幼弱。万斩弃其众,以轻骑数千人东走。前军副总管张九节率数百骑设伏以邀之。万斩穷蹙,乃将其家奴轻骑宵遁,至潞河东,解鞍憩于林下,其奴斩之。张九节传其首于东都,自是其余众遂降突厥。”可惜并没有成功,而唐朝对再次降附的契丹部众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试图加强对其管理:首先是重新设置了松漠都督府和羁縻州,并设押蕃落使,督军镇抚;其次册封契丹首领为松漠郡王,官拜左金吾卫大将军兼松漠都督,各因旧帅拜为刺史;再次是以公主和亲契丹,羁縻契丹首领;最后是在松漠都督府设置静析军,虽然委任契丹首领松漠郡王为经略大使,但又设静析军副使分其军权,从而形成互相制衡之势,一方面便于唐朝对契丹的控制,另一方面也遏制契丹势力的壮大。②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唐朝主管东北边疆事务的安禄山“发幽州、云中、平卢、河东兵十余万,以奚为乡导,大战潢水南,禄山败,死者数千,自是禄山与相侵掠未尝解,至其反乃已”③,但契丹真正走上构建草原族群“一统”道路则是始于耶律阿保机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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