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451/j.cnki.shanxi.univ(phil.soc.).2017.03.020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17)03-0159-13 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曾经说：中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三次有名的“变法运动”，第一次是战国时代的变法，它是彻头彻尾的古代变法运动；第二次是宋代的王安石新政，它是中古社会非身份性的庶族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第三次是清末康梁宫廷维新的戊戌政变，它是近代自由主义的改良运动[1]361。侯先生所关注的这三次“变法运动”，其所产生的时代，恰恰是中国历史发生巨变的时代。春秋末及战国、晚唐到宋代、十九世纪末及20世纪，这是中国历史变化最大的三个时代。战国时代的社会大变革，使历史由封建邦国制走向了中央集权制；宋代的大变革，则使历史由中央集权制走向了君主专断制；十九世纪末叶及二十世纪的大变革，则使皇权废止，共和推行，开启了现代历史的进程。而也正是在这三个历史巨变的时代，出现了商业经济的大浪潮。本文拟对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商业经济革命浪潮作一探讨，并根据历史规律性的变化，帮助人们把握未来的商业经济走向。 一 战国商业浪潮与黄金、铜币 “商业”是在生产产品的互通有无中形成的行业，因此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其起源当在人类社会形成之初。故《尚书·洪范》“八政”其一“曰食”，其二便“曰货”。“食”指的是农业生产的粮食菜果之类物，而“货”便指的是商业贸易。“货”字从“贝”从“化”，“贝”表示与财物有关，所以《说文》说：“货，财也。”“化”表示财物交易、变化，故《广韵》引蔡氏《化清经》说：“货者，化也，变化反易之物，故字有化也。”[2]331开始的贸易属实物交换，而后随着生活的复杂化，才出现以等价物为媒介的贸易。春秋之前，“工商食官”，手工业与商业皆在官府的管理之下进行运作，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天子、诸侯、领主及各级贵族。贸易也主要在贵族集团间进行。工商业者具有世袭的特征，祖祖辈辈从事着同样的职业，但却不能自主经营，也不能改从他业。即如《礼记·王制》所说：“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3]368当然也有一部分民间工商业者，他们属于公社农民，是在自给自足而有余的前提下，拿剩余产品上市交换的。这就形成了早期以“公营”为主以“民营”为辅的工商业结构。到春秋时代，随着“礼崩乐坏”局面的出现，原有的经济结构，即今人所谓的“庄园经济”的解体，工商业者开始摆脱旧的羁绊，而演变为自由的工商业者。战国的商业经济革命，便由此时开始上演。 商业发展必然导致城市规模急骤扩大。在春秋前期，“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而到战国，则出现了“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4]678的状态。如苏秦描写当时的临淄：“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帏，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4]337不难看出当日战国城市的繁荣气象。“这时市区内店铺林立，有‘鬻金者之所’(《吕氏春秋·去宥篇》)；也有‘县(悬)帜甚高’的‘酤酒者’(《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篇》)；有出卖履的(《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有‘卖骏马者’(《战国策·燕策二》苏代语)；有出卖兔的，所谓‘积兔满市’(《吕氏春秋·慎势篇》)；有贩卖茅草的，即所谓‘贩茅者’(《韩非子·内储说下篇》)；还有卖卜的，据说齐国公孙闬曾‘使人操十金而往卜于市’(《战国策·齐策一》)。当时市上已什么都有出卖了，而且市区已有相当的规模，四周有‘市门’，设有‘市吏’来管理(见《韩非子·内储说上篇》‘宋太宰使少庶子之市’的故事)。在繁荣的商业都市里，清早就有许多买客等候市门的开放。等到市门开放，就‘侧肩争门而入’，为的是争取‘所期物’(《史记·孟尝君列传》冯欢语)。”[5]103-104商业经济之盛自不待言。而之所以说是“商业浪潮”，并不仅仅在于城市规模之大上，最主要的有以下四端： 第一，国际性商业都会出现。所谓“国际性”，是因为它跨越了诸侯国界，而成为诸侯国之间商品交易的商业都会。据桓宽《盐铁论》说：“燕之涿(今河北涿州市)、蓟(今北京西南)、赵之邯郸(今河北邯郸)、魏之温(今河南温县)、轵(今河南济源市)、韩之荥阳(今河南荥阳)、齐之临淄(今山东临淄)、楚之宛(今河南南阳)、陈(今河南淮阳)、郑之阳翟(今河南禹县)、三川(河、洛、伊)之二周(洛阳、巩二城)，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6]41这些所谓“天下名都”都是战国时形成的商业都会。据《史记·货殖列传》，在“膏壤沃野千里”的关中地区，有雍、栎阳、咸阳等都会。雍在今陕西凤翔县南，西连陇西，南通巴蜀“隙(通)陇、蜀之货物而多贾”；栎邑在今陕西临潼区北，是通向西北与三晋的要道，故“北郤(通)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咸阳为秦国的都城，“四方辐辏并至而会”。处于“天下之中”的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地区，是“都国诸侯所聚会”。河东即今山西南部，有杨、平阳二都会。杨在今山西洪洞县南，平阳在今山西临汾市南，二地都在汾水流域，是一条通向魏、秦、赵的南北通道的枢纽所在，故可“西贾秦、翟，北贾种(山西北部)、代(河北北部)”。河内指黄河以北地区，这里有温、轵两大都会。温在今河南温县西，轵在今河南济源市南，这是由河南通向河北的要道，也是穿越太行入上党的要道，故可“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他如邯郸是“漳、河之间一都会”，“北通燕、涿，南有郑、卫”；燕之都城蓟，是“勃(渤海)、碣(碣石)之间一都会”，可以“南通齐、赵，东北边胡”；洛阳本是周人的雒邑，交通发达更逾它邑，可“东贾齐、鲁，南贾梁、楚”；齐国都城临淄，“海岱之间一都会”；江陵原为楚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之故地(陈县)，“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彭城以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是“江东一都会”；楚国后来建都的寿春，“亦一都会”；南海的番禺(今广州市)，“亦其一都会”；楚国的宛，即今河南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亦一都会”。而最大的商业都会则是宋之陶邑，即今山东定陶。这里因地处中原，有连接济、汝、淮、泗水流的水上交通网和四通八达的陆路交通网，“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故春秋第一富商范蠡选择此地，“治产积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