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史：一种独特的传承 企业史有着独特的知识体系和制度传统，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科的发展，使得该学科自创立以来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局面。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企业史在美国哈佛商学院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这一学科的兴起归功于哈佛商学院成立伊始的两位院长埃德温·盖伊(Edwin Gay)和华莱士·唐汉(Wallace Donham)，他们对这一领域有着浓厚的兴趣，认为企业史在管理学教育中将会发挥重要作用。1927年哈佛商学院首次设立了Isidor Straus教席教授，这是世界范围内该领域所设立的第一个教席教授荣誉。哈佛商学院支持并创办了该领域的第一份学科通讯，即《企业史学会通讯》(Bulletin of the Business Historical Society)。1954年，该通讯更名为《企业史评论》(Business History Review)，刊物至今仍在出版发行。同时，哈佛商学院资助了最早一批的企业史研究专著，这些著作被统称为“哈佛企业史研究”①。贝克图书馆逐渐成为铁路、纺织等行业领域企业史研究的资料宝库②。 尽管企业史这一学科在创立之初得到了较大的支持，但它也面临着挑战，这一挑战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它的影响力：即关于企业史这一学科的边界仍存在分歧。在学科创立最初的十年里，就这一问题哈佛大学内部存在着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格拉斯(N.S.B.Gras)提出了一种较为狭义的观点，他是哈佛商学院的首位Isidor Straus教授。1934年，他将学科界定为“公司传记的集合，这里的公司既包括大公司也包括小公司，既包括过去的公司也包括现在的公司。”③另一种广义的观点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哈佛企业史研究中心提出的。这个中心由一个跨学科的团队组成，包含了多位知名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如研究企业家创新精神的著名学者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同时也包括了若干位企业史学家。该研究中心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成立，目的是考察和审视企业家精神在全球财富和贫困模式中起到的作用。第三种关于企业史的观点更具理论性。弗里泽·瑞德里奇(Fritz Redlich)在20世纪50年代呼吁企业史学家参与到理论测试和普及性的工作中来④。尽管每一代学者都或多或少地对这三种观点进行了重构和再造，但这三种关于企业史本质的主要观点仍流传至今。 当然，这一学科的发展也存在着巨大的地区性差异。在美国，这一学科发源于商学院，而商学院十分重视商业实践和案例研究。在欧洲，这一学科是在20世纪50年代从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经济史中衍生出来的。相较历史学而言，它和经济学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而与企业管理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关联。该学科首先出现在英国。1934年，学术界和商界领袖共同成立了企业档案委员会，用来进行企业商事登记。1954年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出版了企业史上的一部极为重要的学术性著作，该书共有2册，讲述了英荷消费品公司联合利华的历史⑤。1958年，一份名为《企业史》(Business History)的英国期刊创刊。在欧洲的其他地区，企业史的研究和经济史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瑞典，艾利·赫克歇尔(Eli Heckscher)在20世纪50年代期间将经济史的学科地位确立下来并实现了制度化，他和他的团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经济史教席教授的设立。早在1950年，他就提出企业史的研究是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但并不独立于经济史之外)。在瑞典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一些自称为经济史学家的学者开始撰写和发表企业史相关的文章。在法国，企业史的研究被涵括在政治和经济史研究的范畴之中。企业史在这个国家较晚被认定为一门独立学科。该领域的第一个学术职务是1985年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所创立的。1992年，《企业与历史》(Entreprises et Histoire)杂志创刊⑥。 欧洲的情况和美国有所不同，欧洲学者在宏观经济趋势、机制、政策研究和企业史研究之间穿梭自如。企业史和经济史之间的紧密联系依旧是这一学科在欧洲的特点。在美国，企业史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则有着明确的区分。前者在商学院或者历史系工作，后者在经济系工作。而日本的情况则又不一样，在日本这一学科较早实现了制度化。1964年，日本经营史学会成立，它比美国企业史学会的创立早了7年，比欧洲企业史学会的创立早了30年。在日本，亲资本主义的企业史学家和受到马克思主义深刻影响的经济史学家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企业史的发展与该国主要企业之间有着尤为密切的联系。受到由井常彦(Tsunehiko Yui)教授在东京建立的经营史研究所(Business History Institute)的影响，日本大约已发行了13000册和企业史相关的书籍⑦。 尽管对于“什么是企业史”这一问题至今仍缺少一个清晰的定义，在学科成立伊始的前40年时间里，它还是获得了相当了不起的学术成就。这一学科从哈佛商学院逐渐推广到美国本土、欧洲和日本等其他国家，学者们致力于研究这一学科在不同国家间的差异，而哈佛在这方面的研究是具有开创性的。相较于其他传统的管理学科，哈佛商学院的学者们对该学科的研究更早且一直富有兴趣。通过研究他们发现，企业不是一个只会对市场供求做出被动反应的、无趣的黑匣子，而是具有不同属性和不同战略特性的活生生的实体。这样的观点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根本无法成立。 作为一门学科，企业史一直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更广泛的影响。然而缺乏统一的认知是一个需要被克服的难点。另一个问题在于大多数文献是以个体企业史专著的形式出现的，而通常这些专著是受企业的委托完成的。业内对这类研究的学术价值存在普遍的质疑，即使是这些作品中最好的著作也很难(现在依旧如此)对企业发展及其对社会的影响进行有效的论述，因为它们很难与其他同类研究做比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热衷于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就像是荒野里的先知，他们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坚信不疑，但是却鲜少有人愿意倾听。1958年，美国著名的金融经济史学家赫尔曼·克罗斯(Herman Krooss)在顶尖美国经济史期刊中这样说道：“企业史是所有历史学科中最让人伤透脑筋的却最具整合性特征的，但是它从未得到足够的重视。”⑧ 二、钱德勒式革命和大企业的重要性 在20世纪60年代，企业史在全球学术界的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Alfred D.Chandler)。钱德勒在哈佛大学历史系学习，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执教，1970年来到哈佛商学院担任Isidor Straus教席教授一职。钱德勒最著名的作品分别是：《战略与结构：美国工商企业成长的若干篇章》，《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动力》⑨，这些书籍在世界范围内极具影响力。这些著作中的观点对许多学者而言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既包括企业史和经济史学家，也包括那些对战略、企业家精神和制度经济学感兴趣的学者⑩。钱德勒可以被看作是战略学领域的关键奠基人之一，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作品对历史学的影响非常有限，且在历史界已经被大多数人所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