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作口头政治报告时说道：在中国如果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你“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1]。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因忘记农民而曾出现右倾和左倾的错误，似乎与马克思、列宁的有关论述有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因其自私、保守、依赖等特点而无法形成一个阶级，因而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之中，农民可以是同盟者但绝不能成为主力军，因为“小块土地所有者”和“小手工业师傅”是不能“做党员的”。[2]列宁则认为对农民运动的认识分歧正是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区分的重要体现，民粹主义认为农民运动直接体现为社会主义运动，而马克思主义则强调农民运动只是民主主义运动。但“农村无产者可以作为革命的依靠力量”。[3]列宁鉴于俄国1905年2月以后的革命局势，强调党要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立场上思考改造农民的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改造农民的论述，似乎已经成为一个不变的原则：即要以党来评判农民是否具有革命性，而非以农民来衡量党的革命彻底性。它似乎具有两个政治认知意义：其一，它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一；其二，它是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分界线。这就无法深入认识民主革命时期党与农民阶级的辩证关系。党领导农民运动，要么以社会主义革命为号召，要么被冠以“民粹主义”。 1923年12月，陈独秀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认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之需要与可能”，他们在国民革命中“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4]；农民群众所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以及他们自身的分散、保守和落后的心理意识，使之既有可能但也很难加入革命运动。农民运动只有等中国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才有可能转向社会革命。陈独秀局限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自身的弱点，认为这是中国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结果，因而没有思考党在民主革命中如何改造农民的问题。1927年11月，瞿秋白发表《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一文指出“中国革命除非不胜利，要胜利便是工人阶级领导农民暴动获得政权开辟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单是农民暴动而没有城市暴动做他的中心和指导者，便不能团结集中而形成伟大的胜利的革命政权。”[5]瞿秋白由否认民主革命的相对独立性而否认党对农民运动的实际领导，也忽视民主革命中党与农民阶级的关系。 民主革命的胜利已经证实：毛泽东将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割据”运动作为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相互衔接的关键环节是正确的。但是，国外若干学者又将之称为“民粹主义”的思想倾向：即从早期的启迪民智的“民粹主义的唯理智论”到重视农民问题和农村政策的“民粹派的经验主义”，再到延安整风时期“表现在对知识分子的一系列看法上”[6]的“民粹派的反理智论”。以民粹主义的思路来衡量和评价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解决，既不能深入理解毛泽东关于改造农民阶级的思想，更不能深入理解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理论贡献。 二、从思想启蒙到“工农武装割据”：毛泽东农民改造思想的发展逻辑 中国古代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残酷统治，迫使农民群众不断采取大规模的长时期的起义与战争。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矛盾运动，又使每一历史阶段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逐步汇合成为群众运动的形式，成为承上启下的历史环节。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到辛亥革命，反映出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不断深入，也推动着先进的中国人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的切入点和突破点，则是思想启蒙与民众运动能否有效结合。这是新文化运动最为关切的历史难题，也是青少年时期毛泽东思考“救亡图存”的思想主线。 毛泽东少年时期就喜欢读古代传奇小说，特别是有关造反的故事。如《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西游记》等。而不大喜欢枯燥难懂的经书典籍，并对旧小说和故事中没有农民当主角感到纳闷。1910年4月发生的长沙饥民暴动影响了他一生：对于饥民“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7]。1910年秋入东山学校后，又比较广泛地涉猎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非常认同梁启超“变化民质”的新民学说。1911年春考入湘乡驻省城中学后，又开始阅读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杂志，并为黄兴所领导的广州起义而深深感动。武昌首义爆发后，他投笔从戎，参加湖南起义新军，接触下层士兵，又读到江亢虎所写关于社会主义原理的小册子。考入第四师范后系统学习中西思想学说，沿着“经世致用”的湖湘学风思考新文化运动对思想启蒙与民众觉悟的影响。 1917年8月23日，青年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郑重提出：要以反映“宇宙之真理”的“大本大源”来改造人心与社会：“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伦理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8]“大本大源”之所以具有“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的历史功效，是它能够将改造人心和改造社会合而为一。作为哲学、伦理学的范畴，它既能反映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规则，更能反映人类社会和人类心理的发展变化的规则，因而具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意义。而它的实现必须借助社会运动的形式。毛泽东认为太平天国、百日维新、辛亥建国、实业救国等社会运动收效甚微，或多或少，都是缺乏“本源”所致。有幸则与“本源”相近，无幸则支离破碎、或是背道而驰，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坚持以思想启蒙与民众运动的有效结合作为思考近代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思想主线，促使青年毛泽东以社会运动的政治绩效作为衡量思想理论是否具有“大本大源”之终极关怀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