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范式

作 者:
任平 

作者简介:
任平,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中心;江苏 苏州 215123。

原文出处: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深度总结百余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自信转化为方法论自觉的研究范式,必须要经过两大系列的型塑:第一系列是思想理论形态的型塑,需要经过聚焦中国问题,坚守中国立场,汇聚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凝聚中国视域,创新中国理论,形成中国话语等环节,最终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二是文化形态的型塑,需要经过文化态度转变、文化前理解反思、汲取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创新文化内容、重塑文化形态等,最终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形态。


期刊代号:A2
分类名称:毛泽东思想
复印期号:2017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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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I:10.14086/j.cnki.wujss.2017.04.002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20(2017)04-0011-08

       毛泽东在80年前(1937年7月)发表的《实践论》,不仅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自觉道路,同时也成为在方法论自觉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的重要开端。今天,深度总结百余年来、特别是《实践论》问世8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路径转化为方法论自觉的研究范式,必须要经过两大系列的型塑:第一系列是思想理论形态的型塑,需要经过聚焦中国问题,坚守中国立场,形成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凝聚中国视域,创新中国理论,形成中国话语等环节,最终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二是文化形态的型塑,需要经过文化自信的态度守成、文化前理解反思、全面批判地继承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创新文化内容,最终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形态。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方法论自觉的逻辑装置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曾说:思想史都将经历两次,一次是自在的历史,另一次则是对自在历史的自觉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史,也同样经历从自在探索走向自觉反思的历程。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下简称“中国化”)正在进入对以往道路反思的方法论自觉,演变为一种方法论装置的研究范式。

       范式通常是指研究共同体共同遵循的路径、方法、规则、程式等等的综合。研究范式则是研究共同体在共同研究活动中达到方法论自觉层次基础上占有支配地位的活动规则。作为方法论自觉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形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和理论创新道路之中。中国人民用生命和鲜血盖上印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和道路,为方法论自觉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没有方法论自觉的反思,没有上升到研究范式的高度,我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国内较早研究“中国化”研究范式主要有两个学术群体。其一是武汉大学,以陶德麟先生为代表,秉承李达先生开创的“中国化”道路深入前行,代表性著作有陶德麟、何萍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以及汪信砚的《范式的追寻:作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等;另一个就是笔者所主持的江苏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中心对“中国化”研究范式多年的关注、聚焦和研究。从“中国化”的百余年史看,学界由于对“中国化”含义的理解迥异,因而,方法论自觉的反思意义和出场方式也就不同。对“中国化”差异性理解主要表现为下列五种观点。

       第一种,“中国化”意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的传播和应用。因此,自马克思主义被翻译为中文、在中国大地上传播、特别是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用来唤醒民众、研究中国问题起,我们就开始了“中国化”。无疑,这一指谓是最广含义的“中国化”。在方法论研究范式上,这一见解的学者致力于传播学范式和应用学的改造。然而,在方法论自觉意义上,我们依然需要分析陈独秀、王明教条式的传播和独立自主创造之间的原则区别。前者在本质上不但没有达到中国化的高度,恰好是与毛泽东《实践论》所指明的中国化道路相对立的。“中国化”不是仅仅指传播,而是指在中国实践和文化基础上的重新出场和创新。

       第二种,“中国化”意味着“中国话”进而“大众话”。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文本、思想、原则“说中国话”,“中国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从外国语变成中国气派、民族语言的中国话语,进而变成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话语,因而让中国大众读者听得懂、看得懂、好掌握。在方法论研究范式上,这一主张者致力于“中国话语”研究和“通俗化”表达范式创新。然而,“中国化”需要变成“中国话”“大众话”,不仅仅是一个语言风格、话语形式问题,更不是一个简单的“通俗化”表达问题,而是在更深层次上、涉及内容上是否聚焦中国问题、创造中国理论以及改造、原理创新和重新阐释的问题。

       第三种,“中国化”意味着“聚焦中国问题反思”,得出关于中国问题的结论。“中国化”作为有的放矢过程,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之矢射中国问题之的,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实际相结合,这肯定是对的。在方法论研究范式上,这一见解主张者强调“反思的问题学”导向,认为“中国化”成功与否的秘密全在于能否发现不同于外国的中国独特问题。解决了这一问题,“中国化”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中国问题导向固然非常必要,以研究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重大理论和实践的真问题必须成为主攻方向,但“中国化”仅此却是不够的。国外不少聚焦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和机构,由于立场和出发点不同,他们的见解都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有问题意识、问题导向,如果没有鲜明的为中国人民做研究的立场和正确的视域,同样不可能有“中国化”理论。可见,仅仅有问题导向依然是不够的。

       第四种,“中国化”等于原创“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关于中国话语前面已经论述,不再重述。在方法论研究范式上,主要致力于理论出场形态学研究:创造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唯物史观理论,等等。原创中国理论、中国话语当然是中国化的最重要目标之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两大标志性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学界共识。问题在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实际结合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基本路径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实践路径,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原则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实践相结合;其二是文化路径,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需要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现代文化结合,才能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精神、中国气派和中国话语。因此,仅仅有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够的,还要有文化形态。因而与之对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场形态,也是在实践路径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形态与文化路径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形态二者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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