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1；D2-0；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7)-06-0084-13 一、引言 20世纪中期，随着中国共产党确立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执掌全国性政权，毛泽东著作成为中国社会新的经典①。毛泽东著作不仅在毛泽东时代发行数量巨大，更提供了这个时代从政治秩序到意义世界的全方位原理。基于此，学界通常认为毛泽东著作成为经典的过程(即经典化)发生在中共执政以后，这一过程是毛泽东思想确立的结果。五六十年代，四卷本《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毛主席语录》的发行以及关于毛泽东著作的学习运动，均鲜明地体现了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化现象，这为研究者持前述看法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②。 本文则拟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着重追溯较少为学界关注的中共执政以前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化历程，并由表及里地揭示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化与中共政治生态的密切关联。毛泽东领袖地位的形成与巩固得益于其著作的经典化，毛泽东本人对此有着清晰认知。随着毛泽东思想的提出，中共党内对毛泽东著作的学习运动强化了毛泽东著作的经典性。中共执政前夕，对毛泽东著作的阅读从党内扩展到党外，成为民众了解毛泽东和新生政权的重要途径。本文认为，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化是毛泽东思想确立的伴生现象，甚至可以将前者视为后者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动力。 关于执政以前毛泽东著作的材料和基础性研究并不少见③，有关其版本的问题已基本厘清，对重要著作出版的经过、版本的考订也有诸多介绍④。作为这一时期毛泽东著作经典化的代表，40年代出版的各类《毛泽东选集》引起研究者的相当关注。整体来说，既有研究为本文的议题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史料基础。 欲理解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化历程，理应注意读者对其阅读的情况。对此，新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启发，诚如张仲民所称：“相比于传统的冠以书籍史、出版史等名目的研究，阅读史的研究则更注重于阅读与生活、社会、性别、权力等的关系，包括读者在阅读中所扮演的角色，读者的阅读方式、阅读心态、阅读习惯等方面的变化，读者对书籍(文本)的使用，以及印刷和出版的文化意义，诸阶层间文化互动关系等方面。”⑤本文无意也不必逐一回应执政以前毛泽东著作所关联的上述全部议题，但借鉴其论述，厘清阅读毛泽东著作这一行为的历史意义，无疑将有助于深化认识其时的政治生态与政治文化。 二、执政以前毛泽东著作出版的基本情况 据《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的材料统计，从1925年12月1日至1949年9月16日(分别为执政后《毛泽东选集》第1卷首篇、第4卷末篇日期)间，毛泽东撰写或参与撰写的文章、电文、讲话、批语、题词、诗词等著作共达2900余篇(如计入1925年12月以前者，共约3100篇)⑥。这一数字虽因重复计算同文异题的文献、著录文献以公开发表为主、未必完全出自毛泽东之手等因素而不甚准确，但可认为基本反映了毛泽东著作的概貌。 这些著作大多仅有两到三个版本，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文献在初次出现后(如一个指示或电文在发出后，其对于实际事务的有效性很快就结束)，仅在后来作为历史资料被汇编起来。那些理论性较强或对实践具有长期指导意义的文献，就具备了较长的时效性而得到再版和广泛传播，再版的形式主要是单行本和汇编本，汇编本则又可分为专集本和选集本⑦。 (一)单行本 目前所见最早的毛泽东著作单行本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该文初版于1925年12月的《革命》半月刊，1927年4月汕头书店就再版了单行本(单行本的初版已无从查考)⑧。此后，共有40余种毛泽东著作在执政以前出版了单行本。这些单行本有的由出版机构出版，有的由党的各级机构印刷；除铅印本外，还有油印本、石刻本等⑨。 有论者已经指出，在土地革命战争十年期间，基本没有出版毛泽东著作单行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立以后，基于毛泽东本人大量理论著作问世、清算党内各种错误、具备相应出版的物质条件等因素，执政以前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多产生于此时期⑩。这一说法并不准确，例如《毛泽东同志给林彪的信》(油印本，1930年)、《调查工作》(中共闽西特委，1930年)、《仁风山及其附近》(中共赣西南特委，1930年)、《毛泽东同志关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省苏财政部、国民经济部，1933年)、《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1934年)、《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1934年)等等，均以单行本形式出版或翻印于土地革命战争十年间。本文据《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的材料统计，得执政以前有单行本问世的毛泽东著作41种(41种著作共有926种单行本，此外确知为执政以前出版但不明确具体日期的单行本尚有242种)。此处不必列举各篇著作的单行本版本情况，而从中分析出以下重要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