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的若干年前，哲学界曾出现个口号，叫作“打通中西马”。后来有人续了下联，“吹破古今牛”，还补了个颇具后现代反讽意味的横批——“当代英雄”？!不过细细琢磨起来，当今中国思想界能打通中西马的，果有其人乎？李泽厚大概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作为中国思想家，李泽厚从中西“视界融合”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形成了如下的思想进程：第一，以孔子化马克思——“实用理性”与生产实践(历史理性)的互证；第二，以孔子化康德——“经验变先验”，但以“历史建理性”来阐发之；第三，以孔子化海德格尔——“情本体”，最终才落实了“心理成本体”。 李泽厚自己所说的“儒学、康德、马克思三合一”①，就是打通中西马：所谓的“中”是儒家，所谓的“西”是康德，所谓的“马”便是马克思，融中西马于一炉。具体而言，其中这个“马”，就是从马克思那里援引并改造而来的实践论了。那么，李泽厚的实践论究竟是怎么来的呢？本文试图通过李泽厚本人最新发现自己所写的《六十年代残稿》②，来探究实践哲学与实践美学的真正来源。 一、从周译本《费尔巴哈论纲》而来 关于马克思思想对李泽厚的影响，根据李泽厚自己的陈述：“回想起来，对我影响最大的是1948-1949年读周建人编《新哲学手册》中第一篇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节译，所以从一开始，我的实践论与唯物史观便不可分割，直到如今。而不同于毛或王若水或西马的实践论，转眼六十余年，可叹。”③这就说明了李泽厚思想的直接来源，并标明了自己的实践论与中西诸家的不同，我们就从这个译本入手。 译者周建人(1888-1984)乃鲁迅三弟，一生致力于科学译介并对哲学感兴趣，1947年翻译完成了由英国人E.朋斯(Emile Burns,1889-1971)编辑的选本《新哲学手册》。这位朋斯作为马恩的追随者非同小可，他是多卷《马恩著作选集》的英译者，出版过多部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包括1939年首版的《何为马克思主义》④，1966年修订版的《马克思主义导论》⑤，等等。《新哲学手册》里面的文章，应该来自彭斯1935年初编的《马克思主义手册》⑥，这是一本来自马恩及其伟大追随者的文集，所节选的每篇都做了说明，乃是历史上比较权威的英文选本。 周建人只选取了其中“马恩哲学精义”的部分，并命名为“新哲学”。这“新哲学”就是对于当时中国而言尚且唯“新”的马恩哲学。这本选集的好处，正如周建人在后记所言：“在于把许多直接反对对方的话删掉了，(必要的还是留着——其实大体都是斗争性质的)把正面说明新哲学道理的摘出来”⑦，所以，整本选集言简意赅，直接表达了马克思哲学的精髓，这使得青年李泽厚深受震撼。 《新哲学手册》开篇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周译为《德意志观念统系》)节译《唯物观与唯心观间的对立》部分，然后是恩格斯的《鲁德维息·费尔巴哈》(通译为《费尔巴哈论》)节译《唯心论与唯物论——辩证唯物主义》部分，再往后则是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通译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全译。李泽厚当时就发现，马克思这一篇1945年写于布鲁塞尔的精炼至极的《费尔巴哈论纲》，就远远高出恩格斯的整本专著，难怪恩格斯赞之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⑧。那么，除了李泽厚后来也喜用“提纲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之外，⑨他从这部论纲中习得了什么呢？ 二、从“实践论”到“社会性”“人类性”及“感性” 马克思1845年写成的《费尔巴哈论纲》，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李泽厚产生了如下深刻影响： 第一，“实践论”，乃《费尔巴哈论纲》的思想精华，这已为李泽厚所接受的核心思想。众所周知，论纲第十一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Die Philosophen haben die Welt nur verschieden interpretiert,es k
mmt drauf an,sie zu ver
ndern.⑩)，这句哲学箴言，至今读来也是发聋振聩，被周建人译为“哲学家们只是各种各样的解释世界；然而重要的却在于要改变它。”(11)重于“改变世界”而非“解释世界”，这便是要“做”的哲学而非“思”的哲学，与中国人所具有的“实用理性”传统也是内在相通的，难怪中国思想家更容易接受马克思的实践论。 第八条说得更为明确，“社会生活的本质乃实践”(Alles gesellschaftliche Leben ist wesentlich praktisch.(12))，“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周建人译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把理论领导到神秘主义里去的一切神秘东西，在人的实践里及在这种实践的了解里就得到它们合理的解决。”(13)这种广义实践被李泽厚凝缩为狭义的实践(即劳动)，根据1964年的《人类起源提纲》所论：“大家都说，人之区别于物、人的社会实践之不同于动物的活动，在于人有自觉的能动性(毛泽东)，即人是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活动的”，然而，“人所特有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于是“人的意识(认识)”就不能先于“人的劳动(实践)”(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