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7)05-0128-08 作为美学的新兴分支学科，环境美学从新世纪初被引入中国后，短短十多年已成为显学，专著纷呈、论文泉涌，至为壮观。①环境美学之所以成为显学，根本上是因为审美现象之外存在更迫切的现实环境问题、环境危机；但是若从美学学科内部的学术脉络看，环境美学又绝非全然外在牵引的学问。至少，环境美学所关注的自然审美问题实为传统美学的基础话题之一。因此，艾伦·卡尔松(Allen Carlson)在追溯环境美学发生史时，将对自然美问题之重视视为环境美学产生的标志。[1]这意味着若从美学自身发展逻辑看，环境美学与自然美研究有着内在的理论关联。正因如此，当代西方环境美学家多关注自然审美问题，甚至径将此问题之讨论视为环境美学。[2]在西方学者示范下，国内学者纷纷仿效，迅速用传统美学话语讨论环境美学问题，得出一系列学术成果，中国大陆的环境美学似乎已被转化为中国美学史之专题研究，学者们往往喜援老、庄与《易传》哲学为重器，以发达的写景言情诗文词赋为资源，将环境美学研究转化为对中国自然审美传统之歌颂。那么，环境美学与传统自然美学到底是什么关系？ 笔者以为，若言二者之联系，可将传统的自然美学理解为环境美学之初级形态，而将环境美学理解为自然美学之高级阶段，对自然审美之关注乃此二者之重合部位。若言二者之异，实际上有两种自然：一曰对象自然(nature as object or individual)，呈现为个体对象与现象的自然，二曰环境自然(nature as environment)，呈现为群体或集团的自然。前者乃传统自然美学之核心，后者为环境美学的主要对象。 什么是环境美学的恰当出发点，什么是区别环境美学与传统自然美学之关键？当代西方环境美学家中，卡尔松对此问题最早表现出学术敏感。虽然他的环境美学也从对自然审美问题的讨论开始，但他的学术努力主要建立在对自然审美传统的严格反思而非继承之上。经过对西方自然审美传统的反思，他发现了西方人自然审美欣赏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一曰形式主义(formalism)趣味，只欣赏自然对象外在的感性形色声音特征。二曰景观模式(landscape model)，倾向于从特定距离、角度欣赏自然，而非全方位地观照自然。三曰对象模式(object model)，将自然对象视同孤立艺术品，将对象从其特定生存环境相分离。他在此基础上正面提出：恰当的自然审美欣赏方法应当是他所提倡的环境模式(environmental model)。虽然卡尔松的环境美学研究也从继承传统自然美学主题——自然审美欣赏开始；然而卡尔松在此所做的对象模式与环境模式之区别，特别是其对环境模式之正面提倡，标志着环境美学与传统自然美学分道扬镳，标志着环境美学之学术自觉。对“环境模式”这一环境美学关键词，卡尔松只是描述性地解释为“自然是自然的”与“自然是环境的”，未有深意。况且，“自然的”不一定就是“环境的”，“环境的”乃自然之一种情形。这说明卡尔松虽然敏锐地探测到环境美学得以成立之关键，但未能为自己所提出的环境模式做出深刻、有力的论证，甚至未能为此论证找到有效的理论资源。[3] 对象自然还是环境自然，乃环境美学区别于传统自然美学之分水岭，环境美学要实现充分自觉，就需对“环境自然”或“环境模式”展开正面、深入的讨论，提炼出正确感知、理解与体验环境自然的基本方法，透彻把握环境自然之内在机理，如此，环境美学方可自立。 一、个体主义VS整体主义：来自环境伦理学的参照 在20世纪70年代的北美环境运动中，提倡关注动物处境，尊重动物权利的动物自由运动(animal liberation movement)成为环境伦理生力军。彼得·辛格(Peter Singer)调查了北美地区家畜在工业化养殖场和动物实验室里所面临的任人宰割之悲惨命运，呼吁人们认真反思自己的残酷行为，以同情心体会动物处境，戒除漠视其它生命痛苦之物种主义(speciesism)偏见。汤姆·里甘(Tom Regan)则认为，非人类物种也像人类一样，拥有生命，乃生命之实体，因此其生存权也应当得到人类的充分尊重。 应当承认：动物自由运动乃20世纪环境运动之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激发社会大众环境意识与环境伦理方面，有重要的启蒙作用。然而，卡利科特(J.Baird Callicott)对此运动提出严厉质疑：虽然该运动所提倡的对动物之仁慈与关爱诚然可敬，但其哲学立场是错误的，甚至算不上是一种环境哲学或环境伦理学。该运动之根本错误在于：它所持有的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或视野是原子主义(atomism)或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的。该运动之提倡者所关注的是个体动物或个别物种的生存权利，并非所有动物的生存权利。问题在于，即使他们维护所有动物的生存权利，依卡利科特，这仍不能成为一种恰当或真正的环境哲学或环境伦理学。因为在他看来，环境哲学或环境伦理学之所以区别于传统伦理学，其根本立场应当是整体主义(holism)，而非个体主义。应用此整体主义立场，卡利科特成功地揭示了动物自由运动所存在的诸多理论与实践困难。比如，他们只关注家养动物的权利，而不关心野生动物的权利，其实后者对生态安全有更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像动物自由运动倡导者所主张的那样，为充分尊重家养动物们的生命自由权，将它们全部从养殖场、试验室与动物园中解放出来，当是怎样的情形呢？其结果会很惨：这些家养动物由于长期接受人类喂养，它们已然失去独立生存能力，它们更可能要么被其他野生动物吃掉，要么饿死。再比如，为体现当代人类对动物的仁慈，所有人都尊“不杀生”之戒，变成素食主义者，其后果又如何呢？卡利科特的推论是：我们将因此而需更多地种植庄稼，这意味着需要开辟更多的土地为人类提供粮食，意味着破坏更多的野生自然环境。如此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