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重要时刻。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为保存民族文化教育免遭日军毁灭，决定将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南迁长沙组成临时大学，但随着南京、上海相继沦陷，武汉告急，长沙临时大学再次西迁云南，到达昆明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 。其时，在日寇入侵、风雨如晦的环境中，西南联大学者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坚持刚毅坚卓的校训，为国家和民族培养造就一大批人才。与此同时，西南联大学者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使命感，沉潜于学术研究或理论创造，以不朽的精神和辛勤的劳作产生或创造一大批卓有成效、极具深远意义的理论著述，有力地推动和影响了战时中国学术乃至20 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 西南联大在中国学术传承最为艰难的战争期间，涌现出大批的研究成果，不仅推动战时中国学术的极大发展，而且对世界学术同样产生深远的影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旨在梳理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学术发展脉络，集中展现西南联大学术研究之成就，探索其辉煌背后学术研究构建成长的机理，为21 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寻求经验和启示。 一、西南联大学术发展成就及其贡献 (一) 西南联大学术发展谱系及其建树 抗战爆发，促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众多的专家学者汇聚边城昆明。他们不仅使西南联大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重要基地，而且形成特定的学术共同体。对于这个学术共同体，有研究者指出:“他们处于相同的时代和社会阶层、拥有相同的社会身份、贫富的经济条件相等、文化知识水平接近、工作价值相当。内迁经历使他们拥有类似的心理感受……从学院象牙塔到民间混居，虽置身相对平静的‘大后方’，却深刻体会到政治混乱和经济萧条带来的生活压力，背负着文化传迁的使命，同时又忧心国家社稷之盛衰等等。”[1]尽管这个学院式的文人群体在教育背景、研究领域和学术方法等方面不尽相同，但作为学术共同体，他们在西南联大建构新的公共空间和关系网络，坚持学术文化的创造，使昆明成为战时中国学术界、思想界与教育界最为活跃的学术文化中心。 抗战爆发使众多的学者颠沛流离，对他们的学术创造影响深重，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却在物质条件极为恶劣的西南联大获得空前的发展，取得长足的进步，创造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奇迹，“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可继承的一宗遗产”。[2](P1) 这一现象本身就值得我们进行认真思考和深入探究，为什么西南联大学术研究没有因为战争而受到影响? 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是，西南联大学者是立足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自觉地承担起学术创造和文化传承的使命，他们用思想和智慧的结晶谱写了浓墨重彩的华章，奠定了他们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第一，西南联大学者先后建构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推动中国现代学术的极大发展。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哲学得到迅速发展并逐渐形成建构哲学体系的新高潮。“就非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中国哲学新体系的建构，主要是沿着两条思路进行的:一是从中国传统哲学入手，继承儒家哲学的传统，同时吸收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想和方法，用以改造和重新阐发儒家思想……二是从西方现代哲学发展的潮流，把握现代哲学的主要问题并试图加以解决，从而建构中国现代哲学体系。”[3](P211) 冯友兰被公认为20 世纪中国的哲学大师，主要应归功于他的“贞元六书”和独具匠心的新理学体系。在民族危机、生死存亡的时刻，他在西南联大用8 年左右的时间写出6 部传世之作，即《新理学》(1939 年) 、《新事论》(1940年) 、《新世训》(1940 年) 、《新原人》(1943 年) 、《新原道》(1944 年) 、《新知言》(1946 年) ，这6部书被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简称“贞元六书”。对于缘何写作“贞元六书”? 他在《新原人》自序中清楚地说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4]他在这里重提张载的“横渠四句”，想强调的是中国哲学家在时代转折面前的重大使命和责任。在“贞元六书”中，《新理学》的核心是讲共相和殊相的关系、一般和特殊的关系，讨论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他认为这些都是哲学的根本问题。《新事论》把体用关系的认识应用到现实社会，主要以《新理学》提出的问题为基础，对民族国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新事训》是讲处世哲学的，书名带有“家训”的味道。《新原人》则是《新理学》对于人的应用。《新原道》勾勒出中国历史哲学反思内圣外王之道的历程，说明“新理学”是接着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而创造出来的新体系。《新知言》则是“新理学”哲学体系的方法论。归纳起来，“新理学”体系的核心观念就是“两个世界”(真际世界和实际世界) 和“四个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由此可见，他的“贞元六书”构成完整的“新理学”哲学体系，它从本体论到方法论，从东方传统哲学到西方现代哲学，构筑起融汇中西、贯通古今的宏大思想体系。“新理学”体系提出后，受到多方面的称道，贺麟就曾指出，“新理学”体系“使他成为抗战期中，中国影响最广、声名最大的哲学家”。[5](P33) 到20 世纪90 年代，蒙培元在总结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做出的历史贡献时说:“一是‘新理学’，完成了一个概念体系，使中国哲学走上近代化的分析之路; 二是‘境界说’，提出了人生的理想境界，使中国哲学具有永久价值。”[6]因此，“新理学”体系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