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7)03-0001-12 [收稿日期]2017-03-11 主持人：张宪文 [主持人语]几十年来，我们对抗日战争的认识，有一个不断追求真实、不断改进和提升的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学术界对抗日战争领域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或有争论的观点，均作了较为深入地探讨，取得了可喜的学术成就，但毋庸置疑，仍有很多问题，甚至是重大问题尚乏探讨。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指示我们继续加大开展抗战研究的力度，并给出了如何更好地开展抗战研究的指导意见。2017年是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0周年纪念日。值此重要时刻，应《河北学刊》杂志社之邀，由我来主持一组关于“卢沟桥事变与中国全面抗战研究之推进”的专题讨论文章，这组文章既有对抗日战争研究如何推进的宏观探讨，也有关于如何在抗战史和二战史视野下认识战后中国对日索赔问题的省思，还有关七七事变前后中日关系走向的系统考察，各篇文章看似较为分散，实则都对如何推进抗战研究提出了重要观点，总体上呈现了“瞻前顾后”的特点，也都均触及了本专题的核心问题，即所有的抗战史研究都不能摆脱卢沟桥事变这一开启中国全面抗战的重要基点。 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最重要也最复杂的历史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造成了激烈的社会大变动，使中国现代化进程蒙受巨大挫折，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经过全体中国人民坚持十多年的艰苦奋战，终于在1945年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抗外敌入侵的完全胜利。 2017年是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0周年纪念日。几十年来，我们对抗日战争的认识，有一个不断追求真实、不断改进和提升的演变过程。虽然学术界对抗日战争领域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或有争论的观点已作了较为深入地研究，取得了可喜的学术成就，但仍有许多问题急需探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时提出过一系列重要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也制定了关于抗日战争史的中长期研究规划。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抗日战争研究必将出现新的面貌，取得更加丰硕的学术成果。那么，今后的抗日战争研究应该如何继续拓展和深化呢?本文试就此发表几点看法。 第一，发扬抗战精神，坚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时代主题。 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民族复兴运动。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反侵略斗争中，中国各族人民超越意识形态、地域、阶层和党派的不同认识和分歧，最广泛地团结在一起，打败了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创造和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篇章。 抗日战争中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凝聚各族民众的最重要精神因素和力量。正是这种伟大精神，感召千千万万民众在敌人进攻面前，不怕牺牲、英勇奋斗，为保卫国家民族作出无私奉献。研究抗日战争历史，不仅要广泛搜集和掌握真实的史料，摆事实，讲道理，澄清真相，强化历史的记忆；更要传承和发扬抗战英烈们的爱国爱民精神，为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民族复兴的情感和共识贡献力量。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最能彰显历史科学的政治价值和专业功能。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历时最久，牺牲最大，贡献也最大，然而欧美各国民众对中国抗日战争知之甚少。中国历史学界和历史学者有责任和义务传播中国抗日战争的地位及影响，有责任和义务澄清历史事实，以正视听。 抗日战争研究，无论是从学科发展还是从国家的战略需求来说，都是十分紧迫的任务，而我们的研究水平还远远未达到国家的期待。中国现行以单一学科为主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模式、以单个机构为主的资源配置模式，导致各单位单兵作战，使关键问题的研究长期难以突破。为此，通过协同创新，建立需求导向，打破学科的单位间的壁垒，全面汇聚优质资源，才能取得高水平的优质成果，才能有效服务于国家内政外交之急需。 第二，关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对日妥协问题。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国力大为增强，但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这就制约了其自身发展。一批扩张主义论者积极主张向海外拓展，掠夺他国资源财富以弥补本国资源之不足。20世纪初期，日本已经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武士道尚武精神弥漫国内，影响着年轻一代。1927年，日本田中义一内阁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向外侵略的战略方针和步骤，即先占领中国满蒙，然后灭亡中国，最终独霸亚洲和世界。日本向外侵略的道路，就是按照这一方针一步一步实现的。日本为了发动侵略战争，在其国内作了较长时间的充分准备，其中包括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人力资源的准备等。1931年九一八事变，堪称日本实现其战略目标的开始，日本由此迈出了侵华战争的第一步。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蒋介石作为中国政府的最高领导者，应该采取怎样的政治与军事战略呢?首先，两个国家的国力对比是奠定两国战争战略的基础。两国相比较，中国是大国，土地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而日本是小国，地域狭小，资源不丰，人口数量远少于中国，可以调动的人力、物力，又逊于中国。但是，日本是资本主义强国，军事实力强大，科学技术发达，军事装备优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明治维新以后不断提升，是东方亚洲的经济强国。而中国虽然资源丰富，但是经济落后，实业不发达，是—个仍然贫穷的以农业占主导地位的东方弱国。基于中日之间这种军事、经济力量强弱对比的形势，蒋介石应该采取怎样的军事战略呢?毫无疑义，在政治上应该团结各方力量，调动全国人民的抗日积极性，组成浩浩荡荡的反日大军；在军事上，在日本侵略军进攻面前，蒋介石面临三种战略选择：其一，不抵抗方针，不作任何抗战准备，日本军队打来，逃之夭夭，置国土、民众生命财产于不顾，轻而易举地放弃大片国土。其二，浴血奋战的方针，即不顾中国本身力量，与敌人死打硬拼。此种保家卫国的精神，不值得也不应该提倡。因为战争的目的，应以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为要旨，如果自己已被敌人消灭殆尽，何以谈得上战争的胜利。其三，从维护本国利益出发，实施以消灭敌人为目标的、积极的战略性撤退，在广大国土上、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在敌强我弱的对比形势下，其正确的军事战略，就应该采取这种战略性撤退。这种撤退，可以暂时放弃某些城市和地区，但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之后，仍可收复国土。可是，在整个东三省作战期间，蒋介石未作任何战争动员与准备，缺乏明确的、坚定的抗日态度，更没有积极的、周密细致的消灭日军军事力量的战略方针和战略部署，而是采取妥协、退让，谋以谈判来解决军事冲突。因而在战争进程中，其所辖各支部队表现出来的是不抵抗或软弱性抵抗甚至不战而退。仅仅短短几个月时间，整个东三省即轻松地陷入敌手。在这种丧权辱国的战争形势下，蒋介石受到全国人民的谴责、批判、抗议，自然不可避免。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批判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甚至说成是不抵抗“主义”。可是，到目前为止，海峡两岸都未发现蒋介石指示东北军或其他部队不抵抗的文件。事实上，在中日战争初期，在敌强我弱的严重对比形势下，蒋介石只要有明确的抗战态度和正确的战略战术，即使战争失利甚至暂时丧失部分国土和城市，国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改变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持久作战过程。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应该从战争初期的国情和双方军事经济力量的对比，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认识。 第三，国共合作为基础与中共的中流砥柱作用。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政党、各团体、工农商学兵、海外华侨共同进行的一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战争。这一认识，完全符合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实际。它的基本点有两条，即民族战争和全民抗战。它既肯定了全国各族人民为保家卫国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也纠正了早年对国民党抗战认识上的偏差。过去强调抗日战争是人民战争和人民抗战，实际上是否定国民党抗战以及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这种片面认识至1980年代才有所改变。2005年，胡锦涛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和地位。抗日战争的发动和胜利，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战争存在着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国共两党分别领导着两个战场，并各自独立作战。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由于国共虽然建立了政治合作，但是仍然存在着重大的政治分歧，从而导致不能联合作战。正如毛泽东曾经讲过：“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说来，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事实上，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是相互依存及相互支持的关系。没有两党两军在两个战场上各自发挥战斗作用，中国的抗战胜利是不可能的。 抗战前期，在日本不断的大举进攻下，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抗战谈话，表现了坚决反抗日本扩大侵华的决心。总体上说，蒋介石到全面抗战爆发后，基本上放弃了对日妥协、退让的方针。许多战役表现了浴血奋战精神，诸如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台儿庄战役以及两湖地区的几个大战役等，虽然最终丢失了国土，却也给日军以严重的杀伤，有利于经过持久作战，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可是，随着战争的发展，日本开始实施所谓“一号作战”，把战争矛头伸向东南亚地区，挑起珍珠港事变，从而导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1942年以后，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战争形势，开始向着有利于盟国及中国的方向转变，各种战争因素说明日本的败亡指日可待。在这种战争局势下，即在抗日战争后期，蒋介石开始改变抗日战争的态度。考虑到战后中国的政治统治，蒋介石开始保守军事实力，不认真组织战役战斗，等待摘取抗战胜利果实，其反共态度更加明朗化。 面对军事、政治局势的复杂变化，中国共产党从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出发，坚持国共合作，坚持全民抗战，极力发挥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作用。 笔者认为，抗日战争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和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相辅相成的，也是保证抗日战争顺利发展和胜利的基本条件，两者缺一不可。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表现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特别在政治斗争方面。如前所述，当日本开始发动侵华战争制造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妥协、退让政策，不作任何抗战准备，导致东三省迅速沦陷。此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起，不断敦促蒋介石改变对日态度，放弃妥协政策，逐步走上坚决抗日的道路。1935-1936年间，蒋介石国民政府在军事上、经济上作了较多的抗战准备，譬如在沿海地区修筑国防工事、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等。抗日战争中期，在日本侵略军大规模进攻下，中国守军虽然作了英勇抵抗，但是，华北、华东、华中地区大片国土依然沦入敌手。此一时期，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战较好的阶段。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无论在战役上(如山西地区的忻口战役和娘子关战役)或战略上(如台儿庄战役中，八路军在津浦路以西给予战略支持，吸引较多日军，以减轻台儿庄我军压力)，均与国民党配合作战。另一方面，自1938年下半年以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实施战略转移，逐步转入敌后，不断打击、消灭日军，不仅有力地配合正面战场中国军队作战，还不断地大量收复国民政府所辖中国军队丧失的大片国土，建立了晋察冀、晋绥、华中等大批抗日根据地。这些战果都是中国共产党为国家民族作出的重大贡献，也奠定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同时，不断地抵制蒋介石、国民党制造的种种反共摩擦行为，以保证国共合作的基础，向着有利于共同抗日的方向发展。 确确实实地说，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合作，是特殊历史阶段下特殊形式的合作。但这一合作从未一帆风顺。由于双方合作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没有为双方所遵守的“共同纲领”，更没有建立共同的合作机构，因而对双方尤其是对国民党蒋介石而言没有任何约束力，合作随时有破裂的危险。 抗日战争后期，是军事、政治、经济、国际关系极其复杂交错的时期，对国共两党都是严峻的考验。此时，日本在军事上仍在垂死挣扎，但是，太平洋战争已指向日本海外重要岛屿及本土，日本已逐步走上失败之路；美国作为中国抗日的同盟国，出于一国私利及战后东亚反苏反共格局，开始扶蒋反共，而蒋介石为了在战后能够继续统治中国，在军事上趋向保守消极，不再认真组织战略性对日作战，企图保存军事实力，等待摘取胜利果实。在抗战即将取得胜利前夕，国共双方几乎在同一时间各自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规划中国未来的发展。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一文中说：“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显然，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发展方向。 中国共产党经过十四年抗日战争的洗礼，已日渐状大，八路军、新四军及各地游击队，不仅抗击着大部分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同时消灭日伪军达171万人，解放区遍及19个省区，面积有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亿，军队数量发展到130万人，民兵也有268万人。特别是面对国民党不断发生的反共企图和摩擦，以及对日作战的摇摆性，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国共合作，坚持抗日战争的大方向，发挥了重要的中流砥柱作用。当前抗日战争史研究中，任何否定或贬低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认识及言论都是极不恰当的甚至错误的。 第四，关于八年抗战和十四年抗战的争论。 中国抗日战争的历程是八年还是十四年，一直有不同认识和看法，学术界也有过争论。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地区的许多同胞和青年学子离开美丽富饶的家乡走上抗日战争的前线。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南京国民政府和沿海地区更多的民众迁往西南、西北的抗战大后方，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那时候，“八年抗战”成为广大军民的呼声和口号，人们并不觉得不妥。坚持八年抗战，成为人们的骄傲。相反，人们对十四年抗战的认识，还不那么清楚。 2016年，教育部发布文件明确指示，中小学历史教材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也可以说是历史分期)，统一改为十四年，即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笔者认为，教育部这一规定反映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真实，有利于给年轻一代的中小学生一个统一的历史认识。中小学生毕竟年龄幼小，掌握的历史知识甚少，更缺乏深入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历史教材给他们提供一个结论性的认识，也是无可非议的。 史学界对历史问题存在不同认识或提出不同的观点，是十分正常的，甚至可以坚持个人的观点。同样，对八年抗战或十四年抗战，也可以有不同说法，完全没有谁服从谁的问题。 1986年，笔者主持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抗日战争研究》，在“总论”中专门表述了对十四年抗战的认识。笔者认为，日本对中国发动过两次侵略战争，一是甲午战争，中国以失败告终；二是由1931-1945年第二次侵华战争。这次战争规模大、时间长、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更加惨重。但是，战争是以日本的失败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