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力量发展、扩张过程中，外来者与本土势力的融合是关乎兴衰成败的关键之一。于是，“土客问题”一直是传统政治史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无论是陈寅恪先生著名的“关中本位”“关陇集团”“山东集团”等概念①，还是田余庆先生提出的“东晋门阀政治”“王与马共天下”等精彩论断②，均与政治集团内“土客问题”有较多关涉。现代革命自与中古政治有极大差异，但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外来干部”“本地干部”及两个群体间的关系问题，仍是难以回避的论题，既往先行研究也常有涉及。③在苏维埃革命时期的斗争实践中，共产党人在总体上表现出了团结、坚忍的精神气质。但必须承认的是，许多出现在革命阵营内部的残酷“肃反”或流血冲突仍多与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的矛盾有关，例如“富田事变”“白雀园肃反”等等。④应该说，此类问题曾给中共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失，对许多共产党人的心灵也造成长久伤痛。抗战时期，作为外部力量挺进华北的共产党、八路军其实依旧面对类似问题。但在此时期，“土客问题”⑤虽偶有波澜，却并未形成巨大风浪，中共从外部输入的新老干部与此地区的地下党老干部、本土成长起来的年轻干部较好、较快地融为一体，不仅为夺取革命胜利奠定基础，更打造出此后二三十年干部队伍的主干力量。⑥不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环境下，面对较苏维埃革命时期更为多样、复杂的干部来源，干部队伍的整合、锻造绝非一日之功。⑦应该说，对抗战时期中共干部队伍整合问题的实证研究，目前还较为缺乏，少数涉及干部队伍“土客问题”的文章往往也简单归因于领导人矛盾带来的宗派问题。⑧因此之故，笔者希望以抗战初期中共太行根据地的情况为例，综合未刊档案史料与各种已刊材料，对干部群体内的“土客问题”做一具体研究。⑨从局部之实态，对以下几个问题予以回答：抗战初期太行根据地干部队伍具体来源状况如何?干部队伍中“土客问题”的表现方式和严重程度?“土客矛盾”问题给干部整合带来何种困难、考验?“土客矛盾”问题是如何得以化解的? 一、“外来党”：干部的输入状况与任用问题 太行根据地是抗战时期中共在华北创建的一系列根据地中甚为重要的一块。⑩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师部均长期驻节太行，晋冀鲁豫边区成立后也将首府设于此区。在抗战初期，具体负责领导此地区工作的机构为冀豫晋省委。冀豫晋省委的前身为平汉线省委，是从原河北省委中分割出的新机构，最初的省委书记为河北老地下党干部李菁玉，曾担任过地下党北平市委书记的李雪峰(山西永济人)是李菁玉的副手。(11)其任务是“背靠太行山，开展游击战，打通正太路，截断平汉线”，即主要在河北活动。七七事变后河北迅速沦陷，平汉线省委只能仓促西撤入晋，与八路军一二九师会合。在刘少奇、杨尚昆、彭真、朱瑞等北方局领导人的指示下，以八路军作为武装后盾，李菁玉、李雪峰等人最终在晋中、晋东南一带站稳脚跟。由于李菁玉的老关系、老部下多滞留于河北省冀南一带，他在省委班子中能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李雪峰在根据地初建过程中逐步上升为省委的实际负责人。1938年年初，北方局将平汉线省委改组为冀豫晋省委，任命李雪峰为省委书记，李菁玉则随宋任穷、陈再道的八路军“东进纵队”奔赴冀南。(12)于是，一支“客居”晋中的外来地方党，便成为立足山西、领导太行山区抗战的党组织。在李雪峰等人初上太行之际，共产党人在此地区的工作基础甚为薄弱，再加上本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在前几年屡遭严重破坏，区域内地下党员数量很少，较早与上级党组织联系上的可靠干部只有30多个。(13)因此，短时间内马上“生产”出一大批干部自然是不可能的，亟待完成的开局任务自然需要外部输入的干部先期负责。 总体上看，这些从外部输入的干部大致有六个方面的来源。 首先是北方局抗战前派到此地区的少量干部，事迹可考者只有10余人。他们多在北方局或山西省委领导下开展地方建党工作，除了徐子荣担任省委秘书长外，江西人彭涛、山西人裴孟飞、河北人刘建勋、山西人李哲人等都是在抗战前就已在晋中、晋东南一带分头行动。另外，河南籍的聂真、薛迅等人也被派回豫北一带开展建党工作。 第二部分是随李雪峰等人来山西的一批原在河北工作的干部，他们即是最初可以依靠的“30多个党员”的主体。由于李菁玉将部分干部带回冀南，所以这批人中在太行根据地长期工作的多来自原正太铁路工委和石家庄地下党组织，其中以江苏溧阳人陶希晋为核心，还包括吴作民、陆清廉、杨奉林、糜镛等人。陶希晋的弟弟陶鲁笳、妹妹陶竞华年纪尚小，却直接在李雪峰身边工作，与其建立深厚情谊。(14)李雪峰曾在回忆录中赞许这些人和冀西一带的老地下党员们“都是经过严酷环境的考验，在复杂艰苦的斗争中幸存下来的，是以后太行根据地的骨干力量”。(15)他们普遍在抗战初期迅速跻身省、地、县各级机构的关键岗位，刚刚20岁的陶鲁笳也出任非常关键的省委组织部组织科长。(16) 第三部分是1936年下半年到1937年经各种渠道输入到牺盟会中的一批干部。这部分干部数量较多，根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至少在300人以上。(17)他们中有的是老资格的党员，如董天知、韩钧、杨献珍等人均与薄一波同为草岚子监狱的狱友，来晋后也在牺盟会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同时，大量青年学生通过组织渠道输送到牺盟会各级组织中，刘少奇即安排地下党北平市委组织部长安子文挑选了一批党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队员、爱国学生及其他青年知识分子，到山西加入牺盟会。(18)河北地下党组织也安排部分党员赴山西参与牺盟会工作，如津南特委即选派多运海、高书贵等人去太原参加牺盟会。(19)也有部分人通过薄一波等人的个人荐引入会，如民先队员安钢，经友人介绍直接找到在北平的薄一波，毛遂自荐要求到山西工作，薄一波不仅应允，还给他改名“安岗”。(20)需指出的是，牺盟会干部只有少数在根据地建立初期就在党内工作(主要是晋中一带地方牺盟会干部)，他们在晋西事变前多在牺盟会或政权机构中工作，入党时间也较晚。不过，在这批输入的干部中，也有部分人是走了后门的，本人并非信仰坚定、能力卓越的人。如某位牺盟会领导人，即将自己弟弟和同乡安排进牺盟会，直接担任地方牺盟会的领导人。(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