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跨国移居家庭传承语维持与转用的关键因素

      想象指人们对自己未来的设想，包括将来在什么地方生活，成为什么样的人等。在异国生活中，跨国移居家庭在传承语维持和转用问题上面临诸多选择——是否维持家庭传承语？如何维持传承语？是否放弃传承语？放弃传承语后学习并使用什么语言？在这一抉择过程中，想象发挥着关键作用。

      跨国移居家庭个人和群体都有频繁而复杂的移居经历，想象是其中具有较高一致性和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对代际之间的语言传承以及日常语言选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文章以保持传承语和放弃传承语的两类英国华裔跨国移居家庭为对象，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语言民族志调查研究。调查采用叙事性访谈方法，访谈分两个阶段进行：在第一个阶段的访谈中，主要请跨国移居家庭成员设想未来十年会在什么地方生活，会做什么，以及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十年之后，从接受访谈的家庭中挑选一部分家庭进行第二阶段的回访。我们对访谈结果进行了分析，分析内容包括：（1）过去的生活经验；（2）对未来经历与环境等的设想；（3）对各地及不同文化的认知与想象；（4）引起主要行为变化的重新评估或重新想象的关键时刻；（5）对各种想象的自我评价。文章还重点分析了同一家庭不同成员在想象方面的分歧和冲突，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想象方面发生的变化。通过分析，证明了想象在跨国移居家庭构建“传承”“传承语”以及“传承语维持”等概念的动态本质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文章首先简要介绍语言维持与转用领域的研究方法、想象的概念，以及本文的研究背景；讨论在语言民族志访谈过程中各个家庭普遍谈到的主题，他们构建想象的方法，以及我们对十年来所收集的数据的分析结果；其后，以简家的故事为例，说明不同主题和相关因素在受访家庭中的具体表现，并对研究的主要发现与观点进行了总结。最后，文章还讨论了在语言维持与转用研究以及双语研究领域，把想象作为一个关键因素来研究所具有的理论及方法上的指导意义。

      语言维持与转用研究

      1964年，Joshua Fishman发表《语言维持和转用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倡议书及其未来发展》一文，首次把语言维持与转用（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language shift，LMLS）定义为一个研究领域。他指出该领域“研究的是操不同语言的人彼此接触交往时，语言使用习惯的变化或维持，及其与变化中的心理、社会或文化进程之间的关系”（Fishman 1964：32）。五十年来，社会语言学家们发现了一系列影响语言维持或转用的因素（例如，Garrder 1977；Conklin & Louris 1983；Baker 2011），以及停止与逆转语言转用（reversing language shift，RLS）的方法（例如，Fishman 1991）。这些因素通常可分为如下几类：语言因素（例如传承语是否标准化，传承语的文学水平），文化因素（例如有没有传承语语言机构，有没有传承语文化与宗教活动，以及对家庭和社群关系的重视程度等），政治、社会与人口学因素（例如传承语说话人总人口数，社群的社会经济状态，社群关系，同原居国的联系，以及祖国与居住国之间的关系）。Fishman在其研究中强调家庭是一个重要的分析单位，是决定语言维持与转用之速度与结果的一个关键因素。同时，一些学者还提出了不同世代的语言维持与转用模型以及语言转用逆转模型。这些包括García和Díaz（1992）以及Li（1994）记录的三代传承语转用模型。该模型描述的是家庭中语言使用习惯变化最快的一种情况——祖父母一代仅使用传承语，父母亲一代出现不同程度的双语现象，而孙辈一代只使用社会主流语言。Paulston（1994）曾描述过美国匹兹堡的一个希腊社群四代继承语转用模型。Von Gleich和（1994）曾描述过秘鲁的一个五代转用模型。

      目前，在语言维持与转用和语言转用逆转研究领域，有一种“追溯”的趋势，即研究者记录过去曾经发生的事情，找出过去曾经影响人们在不同场合选用不同语言的因素。Fishman（1991）发现追溯的研究方法有一些潜在的问题。比如，他指出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人们对未来的焦虑通常都是导致语言转用的核心因素。他认为为了维持传承语，除了机构支持以外，移民与少数语言群体“需要更多的社会文化上的自足，更加自助，更强的自我约束并提高主动性”（第4页）。他号召各社群提升对传承语的继承意愿，倡导研究者去寻找有助于维持传承语以及逆转语言转用现象的各种因素。

      本研究中，我们首次使用了一种“前瞻”的方法，研究想象在跨国移居家庭代际语言传承与语言使用的决策中所发挥的作用。迄今为止，学界还没有充分探讨过想象这一因素，我们希望借此能够对语言维持与转用研究有所贡献。我们相信，这对发现Fishman（1991）所谓的逆转语言转用的“当务之急”，应该也会有所助益。

      想象与新侨民思维

      《难译词词典》（Cassin 2014）把“想象”（imagination）作为词条，用于说明把一些术语从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继而翻译成其他欧洲语言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困难。“想象”概念来源于希腊语的phantasia（幻想）一词，后演变为fantasy（幻想）和phantasm（幻象）的意思，之后被翻译成拉丁语的imaginatio（想象、想象力）。英语采用的正是拉丁语中这个相对模糊的说法。Phantasia（幻想）和imaginatio（想象、想象力）的区别是“幻影的创造力和图像的再生力之间的区别”（Cassin 2014：479）。哲学家们对此进行了相当广泛的讨论，他们认为这两个初始概念之间的区别对于“想象力在现实世界中的能力与模态关系之间的地位”是很重要的（Cassin 2014）。例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Kant 1781/1999）中，区分再造式的经验想象和能够产生图型的先验想象，做出这一区分是我们表象事物的前提条件。心理学家通常认为，想象是人们在头脑中构建当时无法看到、听到或感觉到的新观点、新形象或新感觉的能力和过程（Byrne 2005）。想象受到人们以往经验和当前环境的影响，但比（过去的）记忆和（当前的）感知更能影响人们的信念与行为。心理学家和哲学家都把想象看作产生内在力量与和谐的源泉，它使人们的渴望与归属产生融合，影响人们的日常社会行为（Harris 2000；Sallis 2000；Byrne 2005）。认知神经心理学的进展，使人们对记忆、感知与想象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新的兴趣。核磁共振成像实验研究表明，人脑的两个相似部位——丘脑与新大脑皮质——在记忆与想象任务中都被激活了，说明这两个过程之间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Leahy & Sweller 2007；Costa et al.2010）。同时，致力于移民研究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也认为，过去的经验，当前的境况，将来的意愿与抱负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Salazar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