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新闻事业的实践一直受“服从宣传工作需要”和“尊重新闻传播规律”①两股力量作用。从实践上看，这两股力量一般互为张力，此消彼长，似乎难以出现协调一致的和谐局面。当服从宣传工作需要的路线占上风的时候，部分新闻工作者“跟风”报道，头脑发热，离弃遵循新闻工作的规律办事；而当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允许新闻工作者“遵循新闻工作规律”开展报道时，新闻学界和业界又常常将“宣传”贬低到一无是处，贴上“谎言”似的道德标签，弃之如敝屣。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观念影响，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价值多元化倾向在业界普及，贬低宣传的观念普遍存在于新闻工作者的头脑中，虽然他们在公开表态发言中并没有表现出这样的思想，但在具体新闻理论讨论和发表中，常常表现出对宣传理念和专业执守的二元对立，甚至有研究指出，中国新闻工作者中已经分裂出几种不同追求的记者。② 其实从新闻工作实践上看，“宣传”应该是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目的和宗旨，而“尊重新闻传播规律”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获得成功的路径和方法，两者之间从理论上是有协调和统一的空间，只是这种协调和统一一般在实践中体会的机会比较少，因此学界对这种实践上的讨论显得乏善可陈。 但是，中国当代主流新闻记者③——即那些即受到政府褒奖又得到社会业界认可的群体，他们是如何实践的?他们对新闻专业理念和宣传理念是如何感受和协调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通过深入到位的访谈、获得最真实的想法。因此，我们摒弃了问卷调查和有方向目的性的访谈，因为问卷调查所得数据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而有目的性的访谈，很容易让被采访者按照行业思维的惯性滑到既有的答案中，而这个答案受政治或流行观念影响隐秘而深远，不易控制还不宜发觉。本研究借鉴历史学中“心态史”的研究方法和问题取向。④一般而言，“心态史学是历史学知识体系与心理学知识体系相融合的产物。……心态史学因此具有了双重含意。第一，方法论的含义，即心态史学是运用心理分析手段考察历史上人们精神状态的一种研究方法；第二，理论思维的含意，即心态史学是理解和解释人类历史活动的一种认识方式，它重视历史上各种类型人物的欲望、动机和价值观念，重视历史上各种社会集团、各种阶层的精神风貌，重视平静年代人们的精神活动和激荡岁月中人们的精神变化，重视上述这些因素对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彭卫：1992，1-2)研究过程中，记者们主要谈自己的工作经历和经验教训，在完全放松的状态下，全面表达自己关于专业理念的潜在深刻意识和想法，透过这些文字，我们来捕捉那些来自新闻实践中的思考。 我们深知人思想的复杂多变和难以琢磨，受各种因素和情境影响很大，我们不可能完全捕捉准确，但和问卷调查、有目的的深度访谈，或者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的田野观察、浸入式观察一样，所有的研究结论都有采访者本人和受访者本人的主观倾向因素，因此，我们不会期待这种观察终于一役式的得出“正确”结论，只是想通过这种观察方式得出一点现有研究难以触摸的层面，看到关于这个问题的不一样的侧面，补充当下已经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 本次研究中，我们共深度访谈了20余名记者，访谈时间从3小时到30小时不等。所访谈的记者都是获得过各种奖励和好评的优秀记者，也就是本研究所认定的“主流记者”群体部分代表(名单见文末附表)。 一、新闻还是宣传：实践中的分野与消弭 新闻学术界，尤其是理论界，愿意用宣传新闻主义和专业新闻主义来解释这两种张力，杨保军教授(2013)观察到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宣传新闻主义观念”，在新闻工作中的特殊意义，认为这种观念主导了中国新闻工作。“宣传新闻主义认为，宣传是新闻工作的本位，它既是新闻工作的出发点，也是新闻工作的直接归宿处；在新闻与宣传的基本关系上，新闻是宣传的工具和手段，宣传是新闻的追求和目标。”而刘海龙教授(2012)也论述了中国宣传的合法性与现代性问题。 从中国新闻实践史的角度看，除“文革”等特殊年代用宣传完全代替新闻外，中国新闻工作者比较认可用尊重新闻规律的做法，达到宣传的目的，当代记者在日常实践中还是会尽量将二者协调统一起来。实际上建国以来宣传工作中的优秀成果恰恰是那些遵循新闻规律进行生产的作品，一般也是获得政府和体制认可的优秀作品；而那些被体制遴选出来的各种优秀记者们，一般都有将宣传工作的成效和遵循新闻规律进行协调一致的能力。背离了新闻专业路径的所谓宣传文字，最后都进了历史垃圾堆。不过新闻和宣传之间的张力还是切实存在。 我们发现从老一代新闻工作者(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到新一代新闻工作者(解放后开始参加新闻工作的)、甚至新世纪新闻工作者(改革开放后参加新闻工作的)⑤，对新闻与宣传之间的张力感受不一；不同时期，随着个体经历不同，他们对这个问题表现出不同的关注点、有不同的话语表达。 老一代的新闻记者，尤其是亲身经历过“文革”，在当时发表过各种宣传文章的，对宣传会表现出反思和反感。担任过《光明日报》副总编辑和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的王强华在回忆大炼钢铁和“大跃进”时说，“我们在基层采访也确实是跟着跑，但当时听党的话，做驯服工具，很多农业高产的新闻就这么出来了。刘少奇曾有一句话，大跃进啦，共产风啦，出了问题新闻单位要负一半责任。当时就是凭着热情去采访，新闻单位头脑发昏，我作为记者也跟着发昏”；他明确新闻与宣传之间的差别：“宣传和新闻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是鼓风机，煽风点火，是‘吹’，总是要达到个什么目的，而新闻则是事实，是真相，这就是新闻和宣传的不同”；“新闻有几个功能，有一个宣传功能。如果宣传跟新闻分不清了，……舆论监督就搞不起来了。因为宣传就是宣传好的东西嘛，坏的东西被认为不是新闻，不能宣传。事实上，坏的东西生活里是存在的。”⑥王强华们使用的宣传，其概念的内涵是“虚假报道”，比较贴合西方部分学者对“宣传”的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