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是科学吗?”有行政官员、大学校长和其他学科的学者不止一次地问过我这个问题，相信很多教育学的同仁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教育学若要发挥应有功能，获得应有的学术地位和专业尊严，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1890年，哈佛的哲学家乔赛亚·罗伊斯(Josiah Royce)写过一篇《教育是一门科学吗?》①的文章，激发了美国教育界去寻求教育中不变的东西，激发了美国教育科学对系统的和实证研究的逐渐重视(拉格曼，2006，第19-21页)，结果，“随着岁月的流逝，桑代克的成功和杜威的失败对教育研究的制约与影响日趋明显，它对早期教育家们建立全国公立学校的教育理论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拉格曼，2006，第22页)。尽管100多年来对教育研究的性质和特点的争议并没有停止，有时甚至还有一些高潮，但实证研究已经成为了西方教育研究的主流，成了项目研究、学术交流和期刊论文的基本范式，也成了美国制定教育政策的基本思维方式(韦钰，2016)。②可是，这个问题在我国至今没有解决。据本人和多位学者的统计，我国教育学的实证研究论文还不到论文总数的15％，大多数论文还停留在主观性的思辨和应然性的畅想阶段(田虎伟，2008；姚计海、王喜雪，2013)。 早在1980年，刚刚复苏的中国教育学界就提出了“教育科学的生命在于教育实验”的命题(刘松涛，1980)。1989年，叶澜、陈桂生、瞿葆奎等先生明确地提出，实证化是教育研究科学化的重要步骤(叶澜、陈桂生、瞿葆奎，1989)。近年来关于加强教育实证研究的呼声更是不断高涨，特别是2017年1月14日，14所大学的教育科学学院(部)长、30多家教育研究杂志主编聚首华东师范大学，共商加快教育研究发展、提高教育研究质量之策，大家一致认为，提升中国教育研究的质量和影响力，必须加强实证研究，促进研究范式转型(靳晓燕，2017)。 但什么是实证研究，怎么看待实证研究，怎么通过实证研究提高教育研究质量、加快教育学科学化的步伐，还存在不少模糊的、似是而非的看法，因此有彻底澄清的必要。 一、实证研究是精神、规则、方法的有机统一 什么是实证研究?如果要下一个简单、明确的定义，实证研究即基于事实和证据的研究。正如美国社会学家汉森(Hansen，D.A.)曾对实证研究做过的一个经典性的概括：“实证研究致力于探寻确凿无疑的知识，所提出的是关于研究对象‘是什么、曾经是什么、可能是什么、有望是什么’的陈述”(Hansen & Gerst，1967，p.21)。我们可以把实证研究的基本特征或要求归纳为如下四点：第一是客观，以确凿的事实和证据为基础，实事求是，不被个人的主观愿望或偏见所左右；第二是量化，努力获得对事物特征和变化的“度”的把握，而非笼统的、模糊的描述；第三是有定论，有确切的发现或结论，而非无休止的争论；第四是可检验，通过专业化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共同概念、共同规则，使用共同方法、共同工具，可以获得相同的结果。 (一)实证研究首先是一种思想，一种精神 “实证”一词源于拉丁文"positivus"，意为“肯定”“明确”“确定”。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是实证主义哲学创始人，他把实证一词提升到了全新的思想高度。他认为，一切知识都必须建立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来源，经验范围以外的知识都是不可靠的。孔德对人类知识的发展提出了著名的“三阶段理论”：人类认识和理解外部世界的现象先后经历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在神学阶段，世界和人类的命运主要借助上帝和神灵来解释，这是临时的和预备的阶段；在形而上学阶段，人类的认识虽然有进步，用本质、最后原因和其他抽象观念来说明世界和人类命运，但这还不是符合外部世界的科学说明；在实证阶段，人类认识才达到正常状态，即观念和客体的统一。 1844年，孔德写了一篇5万字的论文，用以概括他《实证哲学教程》的核心思想，简明扼要地阐释“关于人类整个认识演变的重大规律”，这篇论文的标题就叫《论实证精神》。他说：首先，实证一词指的是真实，与虚幻相反；第二，它表示有用与无用的对比，为的是不断改善我们个人和集体的现实境况，而不是徒然满足那不结果实的好奇心；第三，它是用于表示肯定与犹疑的对立，在整个群体中促成精神的一致，而非无穷的争论；第四，它以精确对照模糊，获得与现象的性质相协调并符合我们真正所要求的精确度；最后，实证是否定的反义词，它的使命是组织，而非破坏(孔德，1996，第29-30页)。在孔德那里，实证首先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新哲学”。 1.理性精神是实证精神的基础。孔德的实证哲学主要来自于两种精神的推动：“一是来自于开普勒与伽利略的科学推动，二是归功于培根和笛卡尔的哲学推动”(孔德，1996，第34页)。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最著名的口号是“知识就是力量”，最伟大的作品是《新工具》。他阐明了这样的观点：人虽然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在服从自然规律的前提下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可以主动地认识、了解并把握自然的奥秘，让自然为人类的利益服务。这样，他要将任何与自然无关的虚幻结论和宗教迷信排除在科学知识之外，摈弃传统哲学体系中虚构出来的对世界的各种看法，根据自然的实际情形真实地反映自然本身。他指出，从知识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人类知识长期以来并未取得明显的进展。知识界派别林立、争执不断的情况也表明，各种知识体系中并没有真正的一致意见，只有毫无根据的推测和臆断。培根将“崇古”“哲学权威”“普遍同意”看作是禁锢人们思想、阻碍科学进步的三大障碍，并一一做了批判。他针对亚里士多德哲学被大家“普遍同意”的说法指出，这种所谓“普遍同意”在历史上并不存在，即使对它有某些“同意”，也大多出自先入之见或其他权威，因此只能作“随声附和”。这种“同意”无论如何“普遍”，至多只是一种“推测”，而不是可靠的“确证”(孔德，1996，第61-6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