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17-03-002 想象理论是康德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人们大多感兴趣的是想象力在审美鉴赏中的作用，对于康德在艺术理论中提出的创造性想象力这一概念则关注不多。我们认为，这一概念回答的是艺术家如何把不可见的理性理念转化为可以直观的艺术形象的问题，这对于我们揭开艺术创造的奥秘，理解艺术作品意义的丰富性、复杂性和不可穷尽性等，都有着重要的启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康德只是简单地提出了这一概念，却未对其内在机制进行具体的论述。我们认为，康德美学的这一缺憾是由于他否定了图式在审美和艺术活动中的作用，因此无法说明艺术想象把理性理念转化为感性形象的内在过程。在这方面，现象学的本质直观理论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迪，有助于我们填补康德美学的这一空白。 一、生产性想象力和创造性想象力 众所周知，想象力是康德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康德的认识论和美学中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认为想象力在认识活动中有着多方面的作用：对感性杂多进行联结，从而产生统一的感性表象；生产出图型或者图式(schema)，并且以之为中介，把感性表象和知性范畴联结起来，从而产生判断或命题①。在《判断力批判》中，他主张想象力和知性的自由游戏保证了鉴赏判断的普遍性；艺术天才具有一种创造性的想象力，能够把不可见的理性理念转化为可以直观的感性形象。那么，认识活动和审美以及艺术活动所涉及的想象力之间究竟有何关系?两者是否是一回事? 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学者似乎关注较少，他们在谈论康德美学中的想象理论时，很少将其与康德的认识论联系起来。国外学者则不同，他们倾向于将两者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观照。美国学者Donald W.Crawford认为，这两者所涉及的是同一种想象力。康德把认识活动中的想象力称作生产性的(productive)，艺术创作中的想象力则称作创造性的(creative)，Crawford则直接把这两个修饰语并列起来：“什么使我们能够为自己构成一种与量的概念相对应的先天直观?回答是毫不含糊的：就是创造性或生产性的想象力。”[1](P158-159)也就是说，他认为生产性和创造性在这里乃是同义词。他还以数学为例，比较了科学认识和艺术创作中想象力之间的相似性，得出的结论是康德并未在两者之间划出界限，两种想象力有着共同的机制和功能，即都能把抽象的概念或理念转化为感性表象：“在康德的整个批判哲学体系中，最富有意味的相似性就是数学和艺术在创造一个能够触及不可及之物的事物时的共同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原本不可感的事物——数学中的纯粹概念和艺术中的理念——在人类的创造物和所有物中具有了感性的自明性。”[1](P167)另一位美国学者Gary Banham也持相似的看法，只不过他强调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和第二版之间的差别，认为康德在第一版中肯定了想象力的生产性机能，在第二版中转而使想象力从属于知性，而在《判断力批判》中则重新回复了第一版中的立场：“反思判断力的美学可以进一步被视为重新确立了先验想象力的生产性功能。”[2](P58) 从上述引文来看，这些国外学者都主张康德在第一批判和第三批判中所谈论的都是先验想象力，同时他们认为这种想象力在认识和审美活动中都是生产性的。对于前一主张我们基本认同，至于后一主张则值得商榷。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宣称，想象力能够对感性杂多进行一种先天的综合，从而把感性表象生产出来，因此他将其称为先验想象力：“……想象力也是一种先天综合能力，因此之故，我们给它取名为生产的想象力，并且只要它在现象的一切杂多方面其目标是在对现象的综合中的必然统一性，这种综合也就可以被称之为想象力的先验机能。”[3](P129)由此出发，他提出了先验想象力和经验性想象力之间的划分，认为前者是生产性的，后者则是再生性的(reproductive)：“就想象力就是自发性这一点而言，我有时也把它称之为生产性的想象力，并由此将它区别于再生的想象力，后者的综合只是服从经验性的规律即联想律的，因此它对于解释先天知识的可能性毫无贡献，为此之故它不属于先验哲学之列，而是属于心理学的。”[3](P101)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并没有明确把审美判断所涉及的想象力称作先验的，但从他把反思判断力也归属于“先天立法能力”来看，他显然是将其视为先验想象力的②。在审美鉴赏活动中，想象力尽管没有生产出感性表象，而是面对一个现成的表象，但却通过与知性能力的自由游戏而产生了一种普遍可传达的主观心意状态。如果说在认识活动中想象力是对外感知所获得的杂多进行了先天综合的话，那么在审美活动中则是对内感知所获得的杂多进行了先天综合，因此毫无疑问应该被视为先验想象力。在艺术创作中，想象力更是帮助艺术天才生产出了感性的艺术形象，因此也应被看作生产性的先验想象力。 不过，康德在谈到艺术天才的想象力时，尽管也称其为生产性的，但却同时加上了创造性这一修饰语，而在谈到认识活动时则未采取这种做法，我们认为这一差别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表面上看来，先验想象力在认识活动和艺术创作中的机能都是按照知性概念或理性理念的要求生产出相应的感性表象，然而在这两种活动中所产生的表象与概念或理念之间的关系却是截然不同的。在认识活动中，想象力的先验综合必须严格服从知性范畴的要求，以此来保证所产生的感性表象与知性范畴之间具有先天的亲和性(affinity)，也就是说感性表象必须严格符合知性范畴。正是因此，康德在“纯粹知性概念的演绎”第一版中把概念中认定的综合放在想象力的综合之后，作为认识的三重综合的最高形式，而在第二版中还进一步削弱了想象力的地位和作用，以便更加强化知性及其先验统觉的功能。而在艺术活动中，康德却强调艺术形象并不只是对理性理念的例证或演示，而是对其内涵进行了无限制的扩展：“现在，如果使想象力的一个表象配备给一个概念，它是这概念的体现所需要的，但单独就其本身却引起如此多的、在一个确定的概念中永远也不能统摄得了的思考，因而把概念本身以无限制的方式作了感性的拓展，那么，想象力在此就是创造性的，并使智性理念的能力(即理性)活动起来，也就是在引起一个表象时思考到比在其中能够领会和说明的更多的东西(尽管这东西是属于对象概念的)。”[4](P159)从这里可以看出，康德之所以把诗人的想象力称作创造性的，是因为诗人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尽管是对某种理性理念或抽象概念的表达，但却突破了概念的束缚，赋予了概念新的丰富内涵。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准确地把握住了艺术创作的根本特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创造性想象力与生产性想象力之间的差别反映的就是艺术创作与认识活动之间的差异，两者尽管都属于同一种认识能力——先验想象力，但却体现了这种能力在具体活动中的不同机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