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美学的研究在国内外都是一个方兴未艾的领域。在此背景下，对中国古典美学中政治美学的关注自然引起了美学理论界的浓厚兴趣。可以预期，如同身体美学、生活美学、生态美学等的兴起给中国古典美学研究带来的影响一样，政治美学也将对中国美学史的书写将带来一种新的研究视野。然而，与身体、生活、生态等正向价值不同，政治本身更为多变，与现实的纠葛也更为复杂。这就要求政治美学理论的言说在面对历史事实时，应在学术视野、评价原则与研究方法上树立一种更为谨慎与清醒的研究意识。 一、当代美学转向与政治美学的理论契机 政治美学的出现是与整个当代美学研究转向紧密关联的。自康德奠定现代性美学体系以来，审美的“非功利性”或“无利害性”理论成为现代美学的圭臬并深刻地影响到了中国美学史理论的建设。正如杰罗姆·斯托尔尼兹说的：“除非我们能理解‘无利害性’这个概念，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现代美学理论。假如有一种信念是现代思想的共同特质，它也就是：某种注意方式对美的事物的特殊知觉方式来说是不可缺少的。”①“审美的非功利性”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觉方式，它要求人悬置自身的生理、道德、政治等功利性心态，从而以一种独特的审美态度去欣赏与创造美。唯有如此，方能有美感、美的事物的产生。“审美的非功利性”使得审美主体摆脱了与现实世界诸多功利性因素的制约性关联，从而确保了人的审美独立与个人自由。 “审美的非功利性”理论经由王国维、朱光潜等人的引入，对中国现代美学的理论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现代美学观念也建构了学界对中国美学史的主要书写方式。受此影响，在美学流派研究中，中国美学史中拒斥道德、政治等功利性因素而弘扬心性自由的道禅美学受到了高扬，而与道德、政治紧密关联的儒家美学则被目之为理论粗放的功利主义。在美学断代史研究中，彰显了人性自由解放的先秦、魏晋、晚明等美学史得到了重视，而立足于制度整合的周代、汉代、唐代、清代等美学史则相对薄弱。同样，在追溯中国艺术精神的时候，人们浮现的第一印象一般也是追求生命自由与高迈的庄子。虽然，随着美学史研究的深入，一些薄弱环节正在得以改善，但在根深蒂固的现代性美学认知框架下，政治美学依然处于不被重视的地位。 现代性美学有着自身不可磨灭的作用，这里姑且不论。但现代性美学确实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当代以来，随着现代性美学本身的理论深入与跨学科研究领域的兴盛，现代性美学体系越来越显现出诸多的理论困境。一方面，现代性美学把自己置身于一种与现实保持距离的独特领域从而使得自身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小。这显然与现代性美学意图通过孤立自身从而保持一种对现实的自由批判精神的初衷背道而驰；另一方面，随着先锋艺术理论、分析美学、文化研究、环境美学等研究领域的推进，现代性美学因阐释的无力也招致了很多人的强烈反对。如先锋艺术颠覆了审美与生活的界限，分析美学否定了艺术的自足性定义而援引社会体制论来解决艺术难题，文化研究以“文化”抹掉了独特的美学领域，环境美学则以参与式体验解构了“审美的非功利性”命题，等等。可以说，当代美学实际是在质疑、否定“审美的非功利性”命题中试图寻求美学理论的新突破。如果把现代性美学看作是独立型的“小美学”(注重感性、情感与艺术等方面)的话，当代美学更倾向于一种关联型的“大美学”。虽然，学界对这种“大美学”观还未达成共识，但其确实昭示了一种当代美学的新转向。“大美学”不再把自身局限于对美的特殊感知方式与独立的美学领地(即“小美学”)，而是把“小美学”与社会、道德、政治等关联起来，从而把审美与艺术重新置于广阔的空间以发挥其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基于这种当代美学转向，政治美学的提出就势在必行。以政治美学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古典美学的思路也可谓水到渠成。因此，具有当代合法性的政治关联型美学必将对现代性美学影响下的中国美学史书写方式带来新的美学视野。这种美学视野的转变必将给中国古典政治美学带来重新审视与重新评价的理论契机。 天人合一、主客不分、知情意相统一是中国文化最为典型的哲学特色。这一哲学特色背后蕴含的是中国文化注重关联性的思维。于此关联性思维下，中国美学，特别是占据主流思想地位的儒家美学整体上是处于一种审美与道德、艺术与政治、美与善的关联语境中的。在现代性美学视野下，这种关联性美学因其不纯粹而只能被看作是一种比较低端的前现代性理论。就政治美学而论，由于其与宗教神权、专制政治的密切关联，更是被斥以压制自由而备受诟病。在这种前见中，美学史的研究往往是带着一种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这种观念，并将中国艺术缺乏独立性的原因归咎于这种关联性思维。王国维就说：“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者也。此亦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一原因也。”② 当代政治美学视野的建立，使得中国古代与道德性、政治性关联的美学思想获得了价值重估的合法性。既然审美本来就是与各种社会关系不可分割的，那中国古典政治美学就不但不应该受到诟病反而具有一种“超”现代性美学的先见之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确实是一种历史事实。政治美学不再仅仅把个体的自由作为美学的价值目标，而是把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和谐或者说审美共同体的达成作为美学的价值准则，使得其与中国传统美学有着一种天然的切近性。从政治美学新的美学价值准则出发，势必给现代性美学模式下的中国美学史研究框架带来冲击，并可导致中国古典政治美学价值得以重新评判。它促使研究者重新去面对以前备受冷落的美学断代史，重新去反思以前批判过以及高扬过的美学理论，重新去建构审美、艺术与政治的正向关联等等。具体而言，在政治美学视野下，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器物美学、礼乐政治、美善关系、文道/艺道关系、美刺比兴、名教自然、忠孝家国等观念将得到一种新的美学阐释。例如，对礼教而言，其本质上可能就不再是鲁迅所说的“吃人”的工具，反而是个人修养、社会文雅以及政治审美化的表征；对“文以载道”观来说，其并非要把文艺变为政治的奴婢，反而体现了文艺褒贬讽喻、辅时及物的担当情怀。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政治美学视野下的理论价值重估，将是一次回归历史本身的美学阐释之举，必将带来对传统文化诸多层面的重新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