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籍耶稣会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1585-1658)于1641年完成的《大中国志》(
Da Grande Monarquia da China)是汉学史上的名著,全面深入地描述了中国明末的社会和文化,在欧洲广为人知,影响极大。 曾德昭1613年来华,1637年从澳门返欧,开始撰写《大中国志》,1641年完成①。原稿为葡萄牙文手稿本,未刊印②。1642年苏查(Manuel de Faria I Sousa)将其译为西班牙语出版,1643年原稿译成意大利文刊行。1645年和1667年有两种法文译本,1655年有英文译本,可见当时其在欧洲的广泛影响。后又于1956年出版了译自意大利语的葡萄牙文本(1994年再版)。1998年何高济将其译为中文。 《大中国志》用了整整一章介绍中国的语言文字,介绍了汉字的产生年代、汉字总数、笔画构成、造字法、字体等,后世学者对其介绍的内容产生了很多误解和争议。如曾德昭在书中展示了5个汉字以及它们的书写过程,“一”加一竖为“十”;再加一横为“土”,意思是土地;上面再加一横为“王”,意思是国王;在它右上侧,头两横之间加一点为“玊”,意思是一种珍贵的石头。[1]33曾德昭以此表明汉字的形体是由笔画组合而成的。董海樱认为这是表明汉字造字法的著名例子[2]123,我们认为这不是说明汉字的造字法,而是讲了汉字的笔画构成,与造字无关。例如“十”从造字来说,是个象形字,结绳记事,表示一个终结的数字,汉字构形系统发展到西周以后,所有字形中的块形成分都取消了,大多数变成了一横。对《大中国志》中介绍的字体,误解和争议更大,本文仅对此作出研究。 一、曾德昭对汉字字体的介绍 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中向欧洲介绍了四种汉字字体,但未写出汉字,只标出注音,引发后人的种种猜测和讨论。曾德昭是如何介绍的?因为没有找到其葡萄牙文手稿,我们只能根据译文来了解。为便于读者比较,笔者摘取了《大中国志》英文译本中的以下部分③: "This variety in making of their letters hath caused foure kinds of them.First the Ancient,which remaineth stillin their Libraries,and is understood of all the Litterati,although it be no longer in use,except in fome titles and feales,which they put instead of Armes.The second is called Chincù,and is the most current,as well in manuscript,as printed books.The third they call Taipie,and answereth to the running hand used among our publick Notaries,not much inuse,unlesse it bein bills,contracts,pleadings,policies,and such like things.The fourth is so different from the rest,aswell for the Abbrebiations,(which are many,)as also for the different stroakes and shape of the letters,that it requireth a particular study to understand them.This word Sie,which signifieth to give thanks,is written after three most differ-ent manners."[1]33 何高济将上述英文翻译成了中文: “造字的这种变化,使字体有四种不同。首先是古文(Ancient),这种文字仍保留在他们的图书馆,知识分子认识它,尽管除了用作代替纹章的印玺和题名外,不再使用。第二种叫做行书(Chincù),最通用,用于文献和书籍印刷。第三种叫做拓白(Taipie),相当于我们书记的手书,不怎么使用,仅用于告示、协约、申请、票据等等。第四种和其他的很不相同,既是缩写(这很多),也有字体的不同笔划和形状,需要特别研究才能认识。‘谢’(Sie)这个字,意思是谢谢,有三种极不相同的写法。”[3]40-41 何高济的中文译本影响很大,引用者众。如张西平引用说:“曾德昭还介绍了汉字的三种书写形式,即‘古文’,指印玺上的形式;‘行书’,指通用文献和印刷的形式;‘搨白’(Taipie),指仅用于告示等的书写形式。”[4]8张西平在引用时只说曾德昭介绍了汉字的三种字体,不知为何没有注意到第四种。 二、学界对曾德昭所述字体的讨论 学术界对四种字体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第二种和第三种上。何高济在中文译本中认为第二种是行书,但其他学者普遍认为是楷书。何高济并未推测第三种是什么,后世学者多认为是隶书。 对这“四体”,计翔翔认为:第一种“显指篆书”,“曾德昭称其为古文(Ancient),是很得当的”;第二种“应是真书或正书(Chen-shu)的对音,即正楷(字体方正,可作楷模)、楷书(Chiao-shu)”[5];第三种“据推测是‘拓片’或‘拓本’的音写”,“汉语中对书体并无‘拓本’拓白’之说,唯一的可能是,曾德昭在华时常在‘拓本’上看到这种字体,因此有此误称。但是‘拓本’上的字是隶体或魏碑体都有可能。由于曾德昭还说‘相当于我们书记员的手书,仅用于告示、协约、申请、票据等’,当指隶书(Li-shu)无疑”;第四种“显然可推测为‘草书’(Tsao-shu,Run-ning-grass)。曾德昭把它称作Sie,可能是‘写’的音写”。“但曾德昭把‘写’又与同音字‘谢’相混淆,说‘意思是谢谢’,表明他对某些汉字还是掌握得不够。”计翔翔还认为曾德昭说草书“有三种极不相同的写法”,应是指章草、今草和狂草。[5]147-148 孟德卫(D.E.Mungello)在《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字的起源》中也专门谈到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中所说的汉字字体:“第一种字体最为古老,保存在古代的书籍中,只有文人认识,并仅在印玺和徽章上作装饰性文字之用。这里指的其实是篆书,在四种字体中,篆书最显著地保留了汉字最早的象形文字特征。第二种字体叫‘Chincu’,据说是书写和印刷中最通用的。这里指的其实是真书,也叫楷书,从公元前约200年起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开始颁布简化字体为止,它就一直是最为常用的印刷体。第三种字体是‘Taipre’,据说仅用于法律文书和告示,实际上指的是字形方正清楚的隶书。第四种字体是‘Sie’,曾德昭将它描述为一种简化的书写方式,变化形式极多,需要特别的研究才能理解。这里指的实际上是草书,是文人使用的一种书法艺术形式。曾德昭描述的是汉字的四种传统字体‘四体’,可是他的这些译音却让笔者无法辨认。可能他用的是汉语的一种方音。不过,他的汉语口语能力既然这么好,却总是不能正确地为这些汉字进行音译,这显然让人不解,也许语言学水平更高的人能对这些明显的矛盾作出解释。”[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