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多樣性與文化傳承

作 者:

作者简介:
黃長著,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研究員。1964年畢業於四川外語學院。先後在中國社科院語言研究所和院文獻信息中心工作,曾任中國社科院文獻信息中心副主任(1985-2000)、主任、院圖書館館長(2000-2006)、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哲學人文科學理事會副主席(1996-2000)、中國社科院翻譯系列正高級職稱評審委員會主任(第1~6届)等。1994年被國家人事部授予“國家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稱號。現任國家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國家社科基金圖書館·情報與文獻學學科組召集人、中國社科院國際中國學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情報學會榮譽理事長。研究領域:世界語言的分類及分佈,語言與社會、文化的關係等;圖書館學情報學學科建設及發展戰略等。著有《世界語言縱橫談》、《各國語言手冊》、《世界語言的分類》、《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諸語言:使用及分佈格局的變化》、《網絡環境下圖書情報學科及實踐的發展趨勢》(合著)等。總計出版專著(含合著)及主編圖書十餘種,發表論文200餘篇(含用英、法文在國外發表的20餘篇)。成果曾獲中國社科院優秀科研成果論文二等獎,專著、譯著三等獎,四川省優秀圖書一等獎等。

原文出处:
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内容提要:

本文從描述當代世界諸語言的現狀入手,分析了它們在使用人口和地域分佈方面的嚴重不平衡現象,以及人類應該如何正確認識世界諸語言的各種不同的統計數字及其變化原因。文章通過大量事例探討了大批分佈區域小、使用人口少的語言所面臨的嚴峻形勢,指出優勢語言會爭取更大的發展空間,而劣勢語言則會爭取必要的生存空間。文章着重討論了濒危語言產生的原因及劃分標準,以及在語言競爭的大環境下對濒危語言實行政策性搶救的必要性;強調了語言生態和語言多樣性對於民族文化建設的重要意義。作者對英語作為一種國際通用語的利與弊進行了比較,分析了它的發展歷史及與其他語言的關係。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2017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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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它不僅是社會控制的工具,也是與人類關係最為密切,而且須臾不能離開的一種傳遞信息的工具。但現實生活中往往有這樣一種現象:越是與人類關係最密切的東西,越是容易被忽略,我們天天都在使用的語言,就是屬於這種情況,比如全世界到底有多少種語言?這些語言的生存狀況如何?他們跟文化到底是什麼關係等等?我們對這些問題往往考慮很少。

      一、當代世界諸語言現狀

      語言最重要的職能之一是交際職能,即用於人類傳遞信息和溝通。基督教《聖經》中有關語言的描述曾經對19世紀以前的語言起源理論和語言分類研究產生過重要影響。雖然這些描述並沒有得到科學的驗證,但還是常有學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引用,樂此不疲。《聖經》中關於巴別塔的著名傳說便是一例。《舊約·創世紀》中提到,諾亞的後代擬建一座巴別塔直通天上,世人據此稱其為“通天塔”,但這事惹惱了上帝,為了使建塔的計劃半途夭折,上帝“變亂他們的語言,使他們彼此無法溝通”。①在建塔之初,諾亞的後代們相互之間講的是同一種語言,因此溝通並無困難,而現在上帝卻讓他們各自講相互都聽不懂的語言。由於無法溝通,不能協調一致地工作,建通天塔的計劃遂半途而廢。這雖是個傳說,但至少說明了兩點:

      1.語言對於人類相互間溝通至關重要,如果人類使用不同的語言又聽不懂對方的語言,則語言傳遞的信息就是無效的,從而導致語言喪失最基本的溝通職能。

      2.語言起源的“單源說”和“多源說”一直是人類關注的問題,即今天人類的數千種語言,是由一種最古老的原始母語逐漸分化而來的呢,還是衍生自遠古的若干種語言?這涉及人類最初的語言形式是什麼等一系列重要問題,但由於缺少文字記載和考古學上的證據,語言學家和人類學家基本上是通過假設和推論來提出自己的看法,結論往往莫衷一是。巴別塔關於人類語言的傳說,不過是刺激了人類尋找自己最初的語言形式的熱潮,卻並沒有帶來多少令人信服的結論。

      今天人們越來越關注我們生活的這個星球上到底有多少種語言?它們的基本狀況如何?語言多樣性是否會增加不同民族間交流與溝通的障礙?全球化背景下保護語言和文化的多樣性有何意義等等?對這些問題的深入分析研究,有助於我們更有針對性地制定科學的語言政策,促進民族語言和文化的發展,以及不同民族之間的溝通。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種語言?這是一個人們問了千百遍的問題。看似簡單,實際上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不同的機構和不同的語言學家曾經有過非常不一致的統計,不同統計數據可能多達數百種乃至上千種之多:從早期法蘭西學院公佈的2,796種②到新近美國夏季語言學院(SIL,又作“美國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下同)發佈的7,097種不等。③還有的只給出一個模糊的統計,比如4,000~6,000種、4,000~8,000種等等,在上限和下限之間保留了較大的模糊性和餘地。造成統計混亂的根本原因之一是語言識別的困難,迄今為止世界上還沒有一種得到語言學家普遍認同的劃分語言和方言的標準。何為語言、何為方言?是一個爭議頗多的問題,其間往往並沒有一條非此即彼的分界線。我們可以觀察一個實際例子:西班牙加利西亞自治區使用的加利西亞語(Galician),雖然從政治疆界的劃分看它在西班牙的範圍之內,但從語言學的標準看,它卻更接近於葡萄牙語,甚至有的學者認為它不過是葡萄牙語的一種方言而不是獨立語言。這裡我們暫且把爭議擱置一邊,那麼從葡萄牙語到加利西亞語再到西班牙語,其間幾種語言的等語線(isoglottic line)到底應該劃在何處?每種語言始於何處、止於何處?這比政治疆界的劃分要複雜得多,它們之間的分界線絕非涇渭分明的,有些地區的語言疆界必定會比較模糊。難怪有的語言學家把加利西亞語視為從葡萄牙語到西班牙語的過渡性語(方)言。④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是一個漸變的過程。某些語言學家把某種語言看作是“方言”,便可能將其排除在統計範圍之外;而另一些語言學家認為它是語言,便將其統計在語言之內,這種分歧隨處可見。更重要的是,全世界有六七千種語言,學者們除了對其中極少數使用人口眾多,同時又有重要政治和文化影響的語言研究比較深入外,對其他許多語言的認知卻非常差,比如對中、南美洲的許多印第安語、巴布亞新幾內亞的800多種語言、南太平洋諸島的眾多語言、澳大利亞原住民的語言,以及非洲的許多本土語言,外界知之甚少。有些語言的名稱稀奇古怪,可能用當地某個地名、植物名、動物名,甚至小孩兒名命名。有的同一種語言可能由於讀音習慣不同等原因而擁有多個不同的名稱,外界許多語言學家對這些情況不甚了了,據此把它們誤作數種語言,經常給不懂這些語言的學者造成判斷上的困難和混亂,進而造成統計數字上的差異。僅以地處西南太平洋的島國巴布亞新幾內亞為例,人口不足500萬,卻擁有多連800多種語言,而其中至少有二三百種語言甚至連系屬關係都不清楚。在其速離中心城市的偏遠地區,由於許多地方山高林密、交通不便,不同語言社團的人往來甚少,有時甚至幾個相鄰的村莊間,或大山兩側居民所用的語言都無法溝通。到底哪些算作語言?哪些只是同一種語言的不同方言,外界很難做出準確判斷。在這種情況下,試圖對語言數量做出接近真實情況的統計,往往是一件很難的事情。有時看似精確的統計數字可能並不精確,權當一家之言罷了。在對世界諸語言尚缺乏廣泛調查和準確識別的情況下,比較科學的辦法是允許近似的統計,而且在統計數字的上、下限之間留有一定的伸縮餘地。這可能是符合當今世界諸語言研究和識別水平的切實可行的統計方法。個人的語言知識是非常有限的,世界上的語言多達幾千種,語言能力再強的人,也只能懂得其中極小的一部分。對其中的絕大多數,人類所知極為有限,因此語言識別的工作量極大,靠語言學家個體的力量,是難以做出比較接近實際的統計的,即使做出了統計,也沒有太大實際意義。鑒於此,依靠機構或語言學家群體並有廣泛參與度的統計方法,可能是今天世界諸語言統計工作的一種有效的方法。美國夏季語言學院組織語言學家們開展的語言描寫和統計工作是這方面一個比較成功的例子。他們已經出版了19版的Ethnologue;Languages of the World(《文化人類學視角的世界語言志》以下簡稱Ethnologue),這是專門研究和發佈世界諸語言分佈與分類等信息的最權威、最有影響力的成果之一。其特點是內容更新速度較快,比較準確、及時地反映了當代世界諸語言的動態變化情況;學者的參與面廣,許多國家和地區的語言學家甚至一般讀者都可以向它提供最新的研究數據和信息。2016年第19版(網絡版)Ethnologue發佈了世界諸語言的最新統計數據7,097種(其中包含了許多國家和地區的主要符號語言、克里奧耳語和皮欽語及部分方言),這是迄今為止我們見到的最新的數據,但如果把符號語言和混合型語言及方言排除在外,單純的自然語言應該不到7,000種。下面是按起源地劃分的世界上7,097種語言的具體分佈和使用人口情況:

      

      從上表可以看出,世界諸語言及其使用人口的分佈非常不平衡。亞洲語言數量最多,接近全世界語言數量的三分之一,使用人口也最多,佔全世界人口一半以上。歐洲語言雖然數量最少,僅佔全世界語言的百分之四,但卻擁有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以上的使用者,這主要是因為歐洲擁有世界上數量最多的國際性語言,這些語言的使用人口都非常多,如英語、西班牙語、俄語、葡萄牙語、法語、德語等。歐洲的全部287種語言中,每種語言的平均使用人口均超過580萬,領先於位居世界第二的亞洲三倍多,更是遠遠超過太平洋地區每種語言平均使用人口的1,000多倍。太平洋地區的語言數量不算少,比南北美洲的語言加起來還多,按地區計算全球排第三,但使用人口很少,只佔全世界人口的百分之零點一,平均每種語言只有5,200多人使用,反映出地域分散的島嶼語言的突出特點。

      從現象看,Ethnologue 2016年發佈的7,097種語言與2009年的第16版相比增加了188種,除此之外還發佈了晚近時期陸續消亡的360種語言的名稱。既然語言消亡的速度很快,那為什麼在7年中不減反增呢?其實語言增減的變化一直都在進行中,既不是光減不增,也不是光增不減。在一個時期中,可能減少得多一些,而在另一個時期中,可能增加得多一些。這種增減的變化是一種常態,從未停息過,是造成不同時期語言統計數據動態變化的直接原因之一。下面是從1988年第11版Ethnologue到2016年的第19版所公佈的世界諸語言的統計數據,由此可以窺見近30年來世界諸語言數量的動態變化情況:

      

      表中數據的變化呈現出有增有減的總體趨勢,但基本格局是增多於減。這說明,語言消亡的步伐雖然一直沒有停止,但新發現和新識別的語言數量還是略多於己消亡的語言。語言統計數據的常態性變化原因很多,大體有如下一些:

      1.語言學家缺乏統一的語言劃分標準,導致對語言和方言的各種認識差異,這可能是造成語言統計數字差異的最根本的原因之一。這樣的例子很常見,比如馬來語、馬來西亞語和印度尼西亞語被許多語言學家視為同一種語言,而另一些語言學家卻將其視為兩種甚至三種語言。同樣的例子還有中國的粤方言、閩方言、吳方言、客家方言等,不少西方學者(甚至也有個別中國語言學家)根據是否能互通的原則來劃分語言和方言,據此將官話方言、粵方言、閩方言等看作是幾種不同的語言,而不是漢語的幾種方言,理由是它們之間及它們與官話方言之間不能互通,卻忽視了它們有著相同的書面語言。即使是在國際學術界有著重要影響的Ethnologue也未能擺脫這種認識上的局限。有些帶連字符(—)的語言到底是兩種語言還是一種語言,更是經常成為爭議的焦點,如印地—烏爾都語(Hindi-Urdu)、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Serbo-Croatian或Croato-Serbian)這類語言名稱,不同學者經常有不同看法,從而造成語言統計數字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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