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7)02-0080-10 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国人眼中的美国都是与“帝国主义”相联系的，“美帝国主义”一词也成为人尽皆知、不言自明的话语概念。但是，美国的这种形象究竟从何而来，它是否一直都被当作“帝国主义国家”而毫无变化呢？历史事实并非这么简单。通过考察毛泽东在1935年至1946年关于美国的话语言说，可以发现对美国的形象塑造与话语表述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变化过程。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改变了过去“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策略，将美国视为可以联合的对象。抗战期间，毛泽东一度积极树立美国的正面形象，特别是在1944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称之为“民主的典范”和“最亲密的战友”。到抗战即将胜利，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动，毛泽东又重新将美国冠以“帝国主义纸老虎”的名称，完成了帝国主义形象的复归。实际上，对作为他者的“美国”形象进行建构，也反映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我身份的认同过程。 一、民族矛盾面前对美国的话语转变(1935-1938) 日本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后，开始向华北地区步步进逼。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方在塘沽签订协定，实际承认了日本对热河的合法占领，使得华北的门户大开。1935年六、七月，通过“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日本又获得了对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并积极鼓动华北“防共自治运动”。一时间，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面临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团结国际国内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成为中共的首要目标和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正是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开始重新审视过去“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策略，调整将美国当作“帝国主义强盗”的话语表达。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把建立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各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着重讨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特别提出了对待英、美等国家的态度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明确提出：“美国帝国主义完全为着他自己帝国主义的目的，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太平洋战争是必然的结果。”①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进一步分析了英、美等国同日本的矛盾，认为“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及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②虽然毛泽东仍坚持以阶级分析作为出发点，但在他看来充分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与美国等国家进行妥协与谅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1936年7月，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进行了数次长谈，反映了中共对美国的新认识与新态度。关于“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总政策”问题，毛泽东解释道：“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的人民的敌人。”③因此，“期望各友好国家不要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至少采取中立的立场。我们希望它们积极援助中国抵抗侵略和征服”④。当问及“苏维埃政府如何区别友好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时，毛泽东说：“列强中有的表示不愿参加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有的不愿看到日本占领中国，像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这些国家……我们把它们看作自己的朋友，请它们同我们合作。”⑤1937年3月初，毛泽东在与另一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中，再次表达了他对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看法，强调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他说：共产党人“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正向中国侵略”，“我们要求英、美、法、苏等国同情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不反对；在这个基点上我们愿意同这些国家建立友谊的关系”⑥。可以看出，毛泽东希望共产党人对美国的友好态度和话语转变，能够通过美国记者传递出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关于合作抗日的谈判进入实质阶段。这使中共“进一步认识美国的障碍愈来愈少”，“以此为转机，中国共产党人的美国观有了明显转变”⑦。1937年5月，中共在延安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在大会报告中提出：日本的侵华政策“把若干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的矛盾推人次要的地位，而在这些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扩大了矛盾的裂口”。这就决定中共不仅应该和苏联相联合，“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他特别强调：“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⑧。认为美国不同于日本，是可以联合的对象，这种新表述集中体现出毛泽东希望美国能加强对中国的支持与援助，甚至与中国一起抗击日本。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2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谴责日本的侵略暴行，并呼吁“同英美法苏等国订立各种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协定”，建立“反对法西斯侵略阵线”⑨。同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也指出：要“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⑩。然而，此时的美国政府迫于国内孤立主义压力，并未采取实际行动约束日本。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发表著名的“隔离”演说，希望推动美国外交政策向制裁日本等侵略国家方向倾斜。但演说遭到了孤立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禁运有可能会激怒日本，引发美日冲突，损害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利益。这使美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折中态度，“它向着援华抗日的方向走去，但得瞻前顾后，慢慢地向前走”(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