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7)03-0027-17 2015年8月25日，新华社指出：“裕仁天皇在位时指挥策划日本相继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日本政府即内阁在侵略战争期间，扮演着军国主义意志代表的角色，直接策划了侵略战争战略，推动了战争机器运转。”①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声称：“这对天皇陛下非常失礼，有损天皇名誉。”②如果菅义伟对那段历史愚昧无知，奉劝他去拜读美国历史学家戴维·贝尔加米尼(David Bergamini)所著《日本天皇的阴谋》(JAPAN'S IMPERIAL CONSPIRACY)一书。在国民政府当初拟定的日本战犯名单上，裕仁名列榜首，可惜由于麦克阿瑟要利用裕仁占领日本而不追究其战犯罪责，蒋介石追随美国政策而将裕仁名字抹去；但是，这并不等于中国人民就不追究裕仁的战争罪责。多年来，日本总有一些人否认发动侵华战争的历史真相，并称七七事变是“偶然事件”，日本虽想并吞中国，但无具体作战计划。尽管学术界已有相当的研究③，但是笔者觉得在日本制定什么样的计划，按照什么样的步骤，选择什么样的时机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问题上，仍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探究，以正视听。 一、“北支明朗化”与年度作战计划：分裂中国与发动战争的方案 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1935年8月出任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的石原莞尔声称：“我陆海军虽有作战计划，但无战争计划。”④日本军部声称，1937年“发生支那事变那样大规模的全面战争”，日本“事先并无相应战争计划”⑤。1937年6月4日出任首相的近卫文麿在日军制造七七事变后宣称：“日本根本不想侵占中国领土。如果像中国所称日本企图侵占领土的话，那么华北全部中国领土完全早已被帝国军队占领。”并强调：“日本根本没有侵占他国领土的计划。”⑥这里提出的问题是：日本有无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侵占中国领土的计划？为何不早日发动？ 这些问题可以从日本走向全面侵华战争的划时代文件《关于对支那的政策》说起。1933年5月，国民政府妥协地签订《塘沽协定》，导致华北门户洞开，日本天皇裕仁的南进野心也愈益明显⑦。在此背景下，外务、陆军、海军三省1934年12月7日商定《关于对支那的政策》，宣称：采取“逐步追求”的措施，不仅使中国“以我国为中心，实行日‘满’支三国‘提携共助’”，而且使中国“成为我国确保东亚和平方针的追随者”；迫使中国“只能接近我国的有力手段”是“扩张我国在支那的经济权益”，本质是“实际上奠定我国在支那强固的经济地位”以确保“控制支那”。文件进而宣称：国民政府能否存在，取决于它“是否有诚意打开日支关系”，否则日本“即将其赶进不能存在的最后境地”；对于“北支”即华北，要逐步创造使之“从南京政权统治下分离出来的形势”⑧。裕仁对此批示：“当前把南京政府对华北政权的影响削弱到最低限度，是十分可取的。”他指令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侵占华北的方案，“准备对中国开战”⑨。为此，日本军部先在驻屯军两个大队的基础上增派一个混成旅团⑩。外相广田弘毅对元老西园寺公望称：可以预料1935年夏“在华北将出现一场炫耀武力的游戏”(11)！ 这场“游戏”由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驻北平武官辅佐官高桥坦策划。他们声称，两名亲日分子胡恩溥、白逾桓1935年5月2、3日被暗杀是蓝衣社所为。6月6日，日本政府宣布《北支交涉问题处理要纲》，宣称以此为契机将蒋介石嫡系部队、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国民党党部等从华北驱逐出去，实现其“分离”华北的第一步(12)；裕仁和闲院宫参谋总长向驻屯军、关东军下达做好战斗准备的命令，负责对华作战的日本联合舰队第3舰队也做好战斗准备。6月10日，蒋介石妥协，接受《何梅协定》。日本的第一步实现，裕仁进而“希望利用这个协定把华北分裂成几个自治区，每个区由听命于东京的傀儡政权治理。然后通过日本的经济顾问和军事顾问的渗透，华北的中国劳工、原料和铁路将被并入全面的‘日本帝国防务体制’之中”(13)。 于是，日本开始走“分离”华北五省的第二步即“自治”。8月，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宣称计划“由中国方面有志之士成立自治政权，脱离南京束缚，将日‘满’与华北引向亲善状态”(14)。9月24日，他对日本记者宣称：“必须指导亲日反苏的北支五省成立自治联合体。”(15)11月3日，“驻满大使”南次郎提出：“北支工作最终目的是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将北支各省从南京政权中完全分离而独立出来。”(16)12月，关东军强调“分离北支”的目的是“使国民党政权沦为长江一带的一个地方政权”或者崩溃(17)。其间，高桥是清藏相，对西园寺公望称：广田弘毅外相“向我说明了我们的华北计划。现在看来战争准备工作正在秘密进行”(18)。蒋介石尽管认识到这些就是日本的“对华基点宣言”，“非并吞中华、消灭我民族，决不能厌其野心与兽欲也”(19)，但是妥协同意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希望通过它缓冲一下。日本认为其第二步实现了半步，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暂时表示满意，认为该机构的成立以及“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出笼，“是将来走上‘华北五省政治分离独立的途径’”(20)。 1936年1月13日，日本军部颁布《北支处理要纲》(第一次)，下达给驻屯军，内容有：一，明确宣称华北“明朗化”是“以北支民众为中心，援助其实行‘自治’”，实现“北支民众的安居乐业”，并调整“北支与日‘满’两国的关系”。指明目前华北“自治”区域是冀察绥鲁晋五省和平津两市，“不能为扩大‘自治’地域而焦虑”。实施华北五省二市“明朗化”的步骤是，首先“逐步实现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的‘自治’”，进而“促使其他三省与之合流”。其二，由驻屯军司令官负责完成华北“明朗化”，“关东军及北支各机关予以协助，其他在支各武官、特别是大使馆武官和驻南京的武官要予以策应。”这些机关在实施华北“明朗化”时“应适宜地同外务省、海军省派驻当地官员秘密联系”。其三，以“共存共荣”为原则，首先“指导”冀察政务委员会完成冀察两省和平津二市的“自治”，“指导”重点“放在财政经济特别是金融、军事和一般民众方面”，为此向冀察政务委员会和中国军队第29军派出顾问。为了切实“指导”冀察政务委员会和统辖所派顾问，须在北平成立特务机关，在驻屯军司令官指导下工作(21)。北平特务机关于3月成立，先由松室孝良任机关长，后由松井久太郎担任。此外还成立社长由十河信二担任的兴中公司，“以此为中心开始日支合作，以冀察政务委员会为对手展开工作”(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