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东南区域工业发展考察

作 者:

作者简介:
游海华,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浙江 杭州 310018

原文出处:
学术月刊

内容提要:

全面抗战时期,以闽粤赣皖浙毗连地区国统区所组成的中国东南区域,是一块相对独立的抗战区域。以工业论,抗战初期,浙江、福建、广东、江西、安徽五省损失巨大;此后,东南区域出现了繁荣的工业化浪潮;抗战末期,工业趋于萧条。从内部看,东南区域存在各省工业发展水平不平衡,政府和民间投资取向迥异,工业结构“公轻民重”,化学、纺织、电气、饮食和机械工业优先发展,工业布局变动较大,工厂总体规模小、技术低、大多为半机械化等特点。而从整个国统区看,因地处抗战前线,东南区域工业相对落后,工厂数和资本额所占比重都比较低,与抗战大后方相比有同有异。东南区域工业对于启动或促进腹地的工业化进程和社会经济发展,满足整个国统区的军需民用,以及争取民族抗战的最终胜利,均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不应忽视。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7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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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7)05-0148-17

      全面抗战时期,以闽粤赣皖浙毗连地区国统区所组成的中国东南区域,是一块相对独立的抗战区域。它是中国抗战的前线,又自有后方和腹地。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研究,大都将关注的重点集中在抗战大后方(大西南、大西北地区),相对忽视了对东南区域(东南国统区)的整体研究。①关于战时东南区域的工业,近20年来,学界已有一些探讨。②只不过,以往的探讨大多以省级行政区划为旨归,缺乏对整个区域的研究;更多注重对战时工业的定性描述,而相对缺乏量的统计分析;对于东南区域工业的布局、结构、资本投资取向、规模和技术等问题,多缺乏深入分析。基于此,本文在较充分占有各种资料的基础上,从工业之损失和内迁、省营和公营工业的新设、战时工业的兴盛和量化分析、比较与评价等方面,对抗战时期中国东南区域工业作一整体考察③,以补学界研究的不足。

      一、工业之损失和内迁

      众所周知,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迅速成立以资源委员会为首的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将大批上海民营工厂内迁到中国大西南、大西北地区,为中国经济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④相对来说,关于工业内迁工作,东南各省地方政府也有一定的动作,但远不如中央政府组织有效。

      从行业来看,以电力工业为例。日军占领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以后,由“华中水电公司”接管了各省沦陷区没有拆迁的电力工业。表1显示,芜湖电厂和安庆电厂设备容量占1936年安徽全省设备的65.46%;艮山门电厂、闸口电厂、嘉兴电厂设备容量占战前浙江全省设备容量的56.00%;九江电厂和南昌水电厂占战前江西全省的107.70%。这说明安徽近2/3的电力工业、浙江超过一半的电力工业、江西主要的电力工业都被日军所占有和利用,都资敌了。另据浙江建设厅统计资料,浙江省共有87家电厂,其中,沦陷区44家,安全区43家。沦陷区电厂资本额4695330元,年发电容量23962295千瓦,原动力16190匹马力,工人368人;安全区电厂资本额2947915元,年发电容量10681612千瓦,原动力14071匹马力,工人379人。⑤沦陷区电厂资本额、年发电容量、原动力分别占全省的61.43%、69.17%、53.5%。该数据也说明,浙江省一半多的电力工业沦于敌手了。

      表1还反映了另一个情况,即战前安徽、浙江、福建、江西的电力工业主要分布在安庆、芜湖、杭州、南昌等少数几个城市,其他诸多的小县城尽管也有了电力工业,但都是小型的,发电容量大的设备也不过几百千瓦而已。

      

      从各省来看,如皖南地区,其工业中心在芜湖,“战前芜湖有廉价材料、人工、食物而居丰富煤铁矿之中心,水路运输均甚便利,工业中心之条件咸备,境内设有大小工厂一百七十余家,工人三千余人,资本总额达三百五十万元以上。即皖北蚌埠,亦难与之匹敌”,可惜随着芜湖的沦陷,“除少数工厂内迁外,大部生产工具,均资敌用”。⑥

      浙江省政府虽然做了一些工厂内迁的努力,无奈战局推进太快、浙江省政府主席临阵“换帅”⑦、政府动手太晚、工厂主犹豫不决、交通工具缺乏等,因而内迁成效不著。1937年11月,浙江省政府鉴于时局紧张,由建设厅拨款10万元,派工厂检察官陈奎,会同杭州市铁工厂同业工会主席赵嗣宗、常务委员胡四兴等,拆迁了武林、大来、协昌、胡金兴、应镇昌等5家较大规模的铁工厂,可惜机件运抵江干时,敌人已至杭州近郊,时情势紧急,船只缺乏,只运出50余箱机件。杭州的林长兴织带厂等6家工厂,在林崇熹带领下联合迁移,幸好得到航空委员会的协助,在杭州失陷前安全迁出并运入四川。后来,浙江省建设厅又组织了宁波温州工厂迁移委员会,派邱达雄负责。该委员会曾派黄爵俊、周寿笺等5人分向宁波顺记铁工厂等及温州大华针织厂、毓蒙铁工厂等商洽迁移,但各厂商不愿在内地经营,后由省建设厅作价收购内迁。此外,省政府还派浙江铁工厂工程师金维楷、张桂荫等前往镇海威达、宏远两炮台搬运废炮弹4000余颗,以及沪杭甬铁路局白沙机器厂的两套机器。浙西行署也曾负责抢运了一批长兴煤矿材料和机件。⑧

      关于浙江工业内迁,黄绍竑也极为注意。他是12月初到杭州接事的,据其记述,这时大部分工厂都停工了,工人星散,“要建设厅召集各厂的负责人来开一个迁厂的会议,也召集不起来”;后来在他的严令和督促下,才拆迁了一些工厂,但是为时已晚,加上交通工具缺乏,“好些笨重的机件虽已拆卸下来,仍是搬不走。结果能够搬到金华的,不到十分之一”;“除了强制的拆了若干机器之外,能自动迁移内地开厂的,实不多见”。⑨从全省看,战前浙江的工业,主要分布在杭嘉湖地区、宁绍地区和温州等少数城市。战争初期,战局发展出人意料,杭嘉湖地区在短短一两个月中全部沦陷,落入沦陷区的工厂家数虽然不算太多(245家),刚刚超过全省总数(844家)的1/4(29.03%),但资本额(12926500元)超过全省总数(22821116元)的半数(56.64%),工人数(28385人)接近全省总数(38938人)的近3/4(72.90%),浙江工业可谓损失惨重。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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