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的失利表明中国传统以陆基防御为中心的国防战略开始遭受严重挑战。在19世纪70年代中国西北陆地边疆与东南海疆安全同时告急的形势下，中国决策层内遂发生了著名的分别以海权派李鸿章、陆权派左宗棠为首的海防与塞防孰重的政策之辩。①这场海防与塞防之争直接规制了清帝国末期的国家防御战略的制定。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民族存亡绝续关头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救亡图存使命的驱动下，中国知识界为抗战救国计也曾开展了一场海权建设与空权建设孰优的论争，深刻影响了抗战建国的舆情构建以及国人现代国防观的形成。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降，作为开眼看世界以救亡图存的重要构成部分，西方的海权②、陆权、空权等地缘政治思想相继被引入中国，并为知识界所接纳。尤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成为他们探求抗战建国之路的重要思考向度。当下学界对该时期中国知识界海权观和空权观的分类研究③已有相应成果问世，这些既有研究成果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研究时段多限于清末民初，时间节点大致为鸦片战争后至“九·一八事变”前；二是研究对象多为近代以来的主要军政要人，如林则徐、李鸿章、孙中山以及陈绍宽等具体个人的海防观，而缺少对中国知识界这一特殊群体相应军事观念的研究，尤其是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开展的优空与优海之论争更是缺少注意，尚未见有相关成果出现。 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借助文本分析法，通过对该时期知识界发表和出版的与此次论争相关的大量时评、论文和专著等资料的解读，尝试对这场海权与空权之争的源起、论争话语中的海权与空权内涵、论争展开的维度、论争双方对立中的统一及其留给当下的思想遗产等问题做初步探究，力争最大程度上还原这场思想论争的概貌，以期对丰富近代中国军事思想史的研究以及我国科学的国防建设规划提供些许有益的借鉴。 一、知识界优空与优海之争的源起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风雨晦涩的年代，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在大陆政策指引下，发起了对中国从地方到整体的全面入侵，多难中国进入了民族存亡绝续之秋。有着“平天下”济世情怀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自觉担负起寻求抗战建国、救亡图存道路的历史使命。经过对近世国际政治演变态势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现实经历的观察和感知，他们遂得出“抗战必先建国，建国必先建军”的共识。这种对强大军备之于立国价值的认知主要源于中国知识分子对其时风云变幻、群魔乱舞的残酷国际时局的透视和理性观察。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于1931年9月21日向国联理事会控告日本破坏国联盟约，侵略中国领土，并要求国联立即采取制止日本继续威胁和平的行动。三个月后，国联行政院派出了李顿调查团。1932年9月4日，调查团完成了充满绥靖主义色彩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对于解决日本的入侵问题毫无价值。国联在满洲问题上表现出的这种懦弱与低效使得本来对其寄予厚望的中国知识界大失所望，自此，弱肉强食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开始支配着他们有关国家如何生存与发展的哲学思考。如众多知识分子所论的那样：“无论国联盟约、非战公约或任何维系和平的条约，都不足以阻止野心者的侵略。他们的生命财产，全赖他的自有抵抗力来维持。”④“世界多数法学家、政治家虽经订定国际间之种种战争法规，然一遇战争，就只系一种具文，毫无效力之可言，斯时也，双方所以判曲直，定是非者，将纯惟武力之视耳！”⑤“现在世界情势，真是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国际的均势既被打破，条约的尊严也失其效用，要想救亡图存，凭自己的真本领，真实力去奋斗。”⑥以上知识分子的言论无不表明他们在事变前持有的依靠国际机制来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理想主义国际观已经破灭，进而他们得出“处在快将灭亡的中华民族，如何从战争中取得民族的生存呢？自然，充实武力是目前中国唯一的要求”⑦这一充满现实主义意味的结论。在以自强方能求生存，谋发展的共识下，如何实现自强，也即如何制定一个顺应时代趋势、符合中国国情的国防发展战略，便成为他们面对的一个重大理论与现实命题。 中国知识界对建设强大国防的思考是建立在对中国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特殊性的考察基础之上的。在知识界看来，未来国防建设除保留必要的陆军外，分别以海军和空军为核心内核的海权和空权建设应被置于优先地位。不过，考虑到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防建设资源的稀缺性，为了“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大计得以顺利实现，多数知识分子倾向集中力量，选择其中最能产生国防效益的一方作为优先建设的军种。如吴锡凯认为的那样，“敌军侵入我国，必先获得制海权，吾之应付此点，非空军即海军。惟此两者，在我国今日均属幼稚时期，其待扩张则一。”⑧萧健在谈及中国国防建设方针时，也指出：“现代军事建设略可分为陆海空三大部门，最理想的办法就是同时扩充，这个办法无论哪一国都是不可能的，故在一切都待改进的我国，唯有分期去发展”。⑨然而，鉴于该时期影响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的个体因素差异较大，遂使得他们在究竟优先发展空权，还是优先发展海权的问题上产生了路径分歧，由此，才触发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界这场国防建设层面的思想大论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