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上半年，武汉不仅是国共两党中央所在地，也是推进各类群众运动的中心，被誉为“赤都”，因此聚集了一大批中共党员。“七·一五”之后，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武汉迅速出现白色恐怖，中共面临大批党员的疏散问题。事出紧急，如何疏散？武汉究竟有多少党员？流向何处？对这一过程，学界偶有涉及，但未曾深入探讨。①大革命的失败是对中共组织的考验，也是对党员革命意志的考验。当时中共处于幼年时期，组织系统不成熟，活动经费无保证，有组织地疏散党员谈何容易。本文拟通过梳理这一过程的细节，分析危机中中共的组织状态、疏散措施及其实施效果，认识中共早期斗争的艰难历程与组织运作机制。 一、共产国际的指示与鲍罗廷的态度 1927年春夏，上海、江浙、两广、四川、湖南等地连续发生国民党清党事件，尤其是“四·一二”大屠杀，反共信号明显，但共产国际依然试图维系国共合作。直到6月，武汉国民政府所依赖的军事将领对中共态度日益强硬，共产国际开始转变以往的妥协倾向，发来主张即刻发动土地革命的新指示。同时，国际与中共开始考虑国共分裂后的应对举措。6月22日与24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提出在武昌、汉口设立秘密办公处，强调“应学习争斗技术”。②7月4日，陈独秀、毛泽东与蔡和森在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了反动到来时如何保存农村革命力量问题。③7月8日，联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明确指示中共“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保存党。为此，在武汉地区还需要组织党的地下机关，并将受威胁最大的工作人员转入地下”④。这标志着联共正式提出疏散工作问题，并即刻通过共产国际传达给中共。7月13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提出退出国民政府但不退出国民党。7月15日，国民党中央随即做出分共决定，国共合作完全破裂。 即将奉调回国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在武汉传达疏散指示时，提出了全面撤退的“散伙政策”。由于鲍罗廷长期代表国际指导国共合作，对中共影响较大，因此他的态度很容易引发党内混乱。据蔡和森回忆：“老鲍提议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独秀不视事。不日秋白、立三赴九江，老鲍亦赴九江。常委又大掉换两湖工作同志，以为大反动到来，一切过去知名之人皆不应留在原地工作，如向忠发、项德隆等同志决定去俄，毛泽东等决定派赴四川等。因此许多活动分子认为是‘散伙政策’。同时常委决定，中央机关立迁九江而转上海，亦更增加同志之惶惑。”⑤鲍罗廷没有说明暂时的退却是为了保存革命实力，他也没有准确解释陈独秀下台与更换常委的原因，而只是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这里不排除鲍罗廷本人对中国革命前途的失望情绪。因此，党员们将初期疏散政策理解成“散伙政策”在情理之中，产生恐慌情绪也情有可原。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的混乱状态也无法启动疏散工作。1928年中共六大时，周恩来指出早在1927年5月“五大”结束后中央工作已经杂乱无章：“五次大会后的中央，他的工作是很混乱的。各部都是独立起来，常务委员会从没有开好，中央本身工作也毫无头绪，尤切是汉口搬到武昌，完全成了一个‘满天飞’。中央与各省的联系，更为混乱。各地区完全由各地区自行处理，中央是没有指导的。广东方面，中央从没有管过，北方彭述之逗留各地，中央也不管，政治指导更说不到了。湖南虽相接甚近，也是调遣混乱，毫无指导的系统。四川、河南也没有联系，就是上海也无经常的指导。总之，中央与各省可以说完全表示断绝，除了武汉以外。后来到了武汉变叛的时候，鲍罗庭提议散火政策，一切负责，一个个东跑西溜，中央要搬到甚么地方，当时竟没有办法决定，有的说搬到九江，有的说搬到上海，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到此完全破产了。”⑥ 在大革命失败的紧急关头，鲍罗廷的消极态度和生硬的处理方式本来就起到泄气作用，而中共中央常委会又不能发挥领导力，中央各部门自成体系，中央与地方组织联系松散，组织及思想状态混乱。因此周恩来认为那时中共中央“完全破产”决不是夸大之词。尽管该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检讨了组织系统的问题，⑦但是，加强中央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不可能立刻就能见效。武汉党员的疏散需要地方党组织的配合，这在当时是很大的难题。 二、党内中坚力量与临时中央的担当 白色恐怖在各地蔓延，武汉形势岌岌可危。消极的疏散政策与中央混乱的工作状况，在今人看来，极有可能使中共就此解体。然而，经过大革命洗礼的一批党员已经成为中共的中坚力量，他们主张采取积极的应对举措。此前中共中央实行对国民党的让步政策，对工农运动的限制指示，已经引发不少党员的不满。他们与鲍罗廷的消极态度不同，认为尽管武汉分共后形势不利，但这也意味着不再受此前让步政策约束，得以放手发动革命。据蔡和森回忆，7月13日中共提出退出国民政府宣言后，“当时王荷波同志说：‘我们工人看了此宣言，虽然未扬眉，但觉吐了一口气——晦气’”⑧。这种在中共党内积压已久的抗争情绪，成为将消极的“散伙政策”转变为有序疏散的重要驱动力。在党内这股积极力量的推动下，临时中央也担当起自身的责任。7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决定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具体负责武汉的党员疏散工作。其中尤其周恩来肩负重任，不仅“所有同志们的疏散工作，多半由他经手”，⑨而且他在7月底亲赴江西主持武汉党员随军疏散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