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的五四学生运动离百周年还有两三年，但从2015年开始，学界已出现一些以“百年”为题的“回望”“反思”文字，也已经有一些冠以“百年”的相关研讨会召开。①尽管这些“百年”多指向特定的《新青年》杂志或相对宽泛的新文化运动，在很多人心目中，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常常就是同义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说法出现很早，我自己也常用)。 盖五四运动本有广狭两义，一般所谓狭义的五四运动即指1919年的学生运动，而广义的五四运动，常与新文化运动同义，有更宽的上下时限。②通常单说新文化运动时，不致与五四学生运动相混；但若说五四运动，则又常指代新文化运动。甚或可以说，五四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标识。 那是一个蕴涵非常丰富的运动，李麦麦在1935年提出，“‘五四’运动自身是两个历史运动之携手。‘五四’运动，始终是中国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运动和‘开明’(Enlightenment)运动之合流”。此所谓“开明运动”，现在一般翻译成“启蒙运动”，在欧洲与文艺复兴并不同时。两者一前一后，相加约有四五百年之久(从14世纪到18世纪)。远隔重洋历时几百年的外国精神移到中国，浓缩在几年之间，想不扰乱视听都不行。故他特别提醒说，“会合的历史运动是很易混淆人们视力的”。③ 这里所说的五四运动，当然是广义的。用外国的运动来比附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李麦麦的发明，其他人也常用。一方面，这运动毕竟发生在20世纪，是一场中国的运动。参考西洋历史上的各种运动，会有助于我们对运动的理解，但比附反而可能产生误解。另一方面，李麦麦的提醒很重要，那的确是一个“会合的历史运动”，不能仅进行单一的、枝节的解读。 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论著，真说得上汗牛充栋了。④不过，因为研究的具体入微，或也不免带些今人所谓的“碎片化”现象。早在抗战中期，林同济就注意到，那时已有人把新文化运动看成“一场五花八门的‘杂耍’”。他当然不赞成这样的看法，强调要“在那丰富、复杂以至矛盾的内容中”，“寻出一个显明的主旨、中心的母题”，以展现“‘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以成为一个自具‘体相’的运动”。⑤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林先生此前有专文论“体相”，并界定说：“体相者，构成全体的各局部相互关系间所表现的一整个母题以及综合作用也。”⑥尽管我认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还大有深入的余地，特别是对其丰富性的彰显还相当不足⑦，但我们确实需要看到一个有主旨有关联的综合性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有了完整的体相，才能真正认识其各自的局部。梁启超曾指出： 凡成为历史事实之一单位者，无一不各有其个别之特性。此种个性，不惟数量上复杂不可偻指，且性质上亦幻变不可方物。而最奇异者，则合无量数互相矛盾的个性，互相分歧或反对的愿望与努力，而在若有意若无意之间，乃各率其职以共赴一鹄，以组成此极广大极复杂极致密之“史网”。⑧ 很多时候，看似无关甚至矛盾的不同史料“偶然”汇聚在一起，却也可能证明史事的可信。正如许多想得不一样的人可能走到一起而共同创造历史，形成一个“会合的历史运动”。梁启超视之为人类的“不可思议”，而史家之职责，则“在此种极散漫、极复杂的个性中而觑见其实体，描出其总相”。此所要描出的“总相”，大体也就是林同济眼中关联而综合的体相。而梁启超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还要据此总相进行“因果之推验”，以认识那些“个别之特性”。 要展现五四新文化运动那自具体相的主旨及其所涵括的种种“个别特性”，需要较为详尽的深入考察。下面的简单探讨无意完成这一任务，但我会尽量从宏观一些的视角来观察。文章主要讨论几个与文化相关的面相，先从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的关联认识后者究竟是外来冲击的反应还是自我的觉醒，继考察民初新旧之争怎样发展为向“文化”开战，一体两面的正本清源努力如何兼容破坏与建设，以及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相互影响，希望能有助于形成整合性的认知。同时也通过检视新文化运动的遗产，去理解后五四时代。⑨ 一、革命的延续：从辛亥到五四 如果要在近代中国各种“极散漫、极复杂的个性”中描出其“总相”，我会选择革命。至少在进入20世纪之后，中国可以说迈进了“革命的时代”。我所说的革命，不限于政治层面的暴力行动，更多是指诉诸非常规的方式，从根本上改变既存状态。⑩这样一种行为取向，散见于各种分类范畴之中。不仅在近代开始引领时代风潮的城市，即使在一般以为“落后”“停滞”的乡村，也充斥着各式各样颠覆性的变化。 那是一个“泛革命”的时代，从梁启超在清末提出超越于政治的十几种革命起(11)，革命早已不限于武力的改朝换代，也不再与“天命”挂钩。在梁漱溟眼中，中国进入20世纪后，可以说一直是“在革命中”。(12)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常被视为一场革命。《大公报》在1929年的五四纪念日发表社评，便说中国国民已“久在革命的轮回地狱中旋转无已”。(13)其不欣赏革命的口气是明显的，却也看到了时代的特征，并反映出五四在时人眼中的符号意义。 民初有不少人把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关联起来思考(尽管或见其异，或见其同)，多少体现出泛革命观的延续。辛亥革命不仅导致清廷的覆亡，也意味着几千年帝制的终结。对于这样的历史大转变，当时国际国内都未曾予以足够的重视。部分或因那次革命显得出人意料的容易，好像才刚刚开始，就已胜利结束了。黄远庸当时就说，“革命以来，吾清洁高尚之国民，以爱国之热诚，奔走于义师之下，此所谓人心革命，非一手一足之烈”。(14)盖若不是全民人心所向，很难解释这场革命何以能如此轻易便取得成功。不过这也揭示出民初的一股潜流，即从文化角度认识辛亥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