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于公元960年建立政权后，大力加强专制集权统治，实施“事为之防，曲为之治”的治国原则，建立起一套以防弊为核心的司法制度，颇具特色，给后世以深远影响，在中国法制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北宋真宗和仁宗时期开封府属县先后发生了两件案子，案情最初并不起眼，但随着审讯的展开，许多官员被牵涉了进来，遂引起皇帝的重视，转而成为惩处官吏贪腐、失职案。案件的审理极为周密严谨，窥一斑而得全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宋前期法制的完善。为此本文对两件案子的审理过程试加诠释，以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宋代的法制状况。 一、咸平县卢氏诉侄子诟悖案 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开封府咸平县发生了一件案子，县民张席赟之妻卢氏诉侄子张质酒后对其诟骂悖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6载此案曰： 初，咸平县民张赟妻卢诉侄质被酒诟悖。张，豪族也，质本养子，而证左明白。质纳贿胥吏。从吉子大理寺丞锐，时督运石塘河，往来咸平，为请求县宰，本县断复质刘姓，而第令与卢同居。质暨卢迭为讼，县闻于府。① 本案首先有两个问题需要梳理交待：一是卢氏与张质的关系；二是法官既然判决张质恢复“刘姓”，为何还要姑且令其与卢氏同居？原来张质属张赟的侄子，非卢氏的内侄，卢氏的内侄应姓卢。张质本家姓刘，其身份无疑属养子。换言之，其应是三岁前就被张家收养的异姓子。宋代法律规定，不得收异姓子为养子。但三岁内的幼童却是可以收养的：“即养异姓男者徒一年，与者笞五十。其遗弃小儿年三岁以下虽异姓，听收养，即从其姓。” ②至案发时，过继子张质已成年。笔者推断卢氏与张质原本属于同一户籍，并未分家。其中最大的可能就是卢氏的丈夫张赟与张质的养父为同胞兄弟，兄弟俩并没有分户，张质为张赟兄长(或为张赟之弟)之养子，张质、养父与卢氏夫妇是生活在一起的。其后张赟兄弟先后去世，作为侄子的张质与婶母卢氏一直生活在一起。未分户籍的卢氏可能因年老无子，需要张质赡养。依据宋代养子法：“立继者与子承父分法同，当尽举其产以与之。” ③张质享有养父的遗产继承权，这一继承权包括未曾分户的卢氏夫妇的遗产权。是以法官虽判张质复其本家刘姓，剥夺其养子身份，但实际上又很难一下子使张质与卢氏断绝关系，当然其中也不排除张质托人背后为其案子活动的因素。 咸平县受理了案子，经审讯，卢氏诉张质诟骂悖逆属实。根据宋代法律规定，儿子，包括养子，对父母及五服内亲谩骂不尊者，要受刑罚惩治。早在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太宗就“布告天下，令中外臣庶家子弟或怀凶险，有乖检率，屡加教戒，曾不悛改，许其尊长闻于州县，锢送阙下，当配隶远恶处。容隐不以闻者，期功以上亲坐之”。 ④据原告卢氏所诉张质的行为，张质的养子身份将被剥夺。更为严重的是，这将导致张质不能继承其养父的遗产。张家是当地的豪族，对张质而言，这意味着有一大笔财产将不复存在。张质情急之下便去行贿胥吏，通过关系找到了给事中慎从吉之子大理寺丞慎锐。慎锐请求咸平知县帮忙相助。咸平县根据法律规定，判决张质恢复本家刘姓，不得再以张氏养子身份自居，但却保留了张质与卢氏一同生活的权利，从而给了张质日后继承张赟财产的机会。其原因不外乎张质作为养子已几十年，在张家长期生活中，与张家共同劳作，为张家的经济收入和家庭发展作出过贡献。当然这一判决夹杂着慎锐请求咸平知县帮忙的因素。在宋代，除了养子可继承养父的遗产外，还存在一条道义上的财产继承法则。元祐元年(1086年)左司谏王岩叟奏云： 臣伏以天下之可哀者，莫如老而无子孙之托，故王者仁于其所求，而厚于其所施。此遗嘱旧法，所以财产无多少之限，皆听其与也；或同宗之戚，或异姓之亲，为其能笃情义于孤老，所以财产无多少之限，皆听其受也。 ⑤ 所言旧法中笃情义于孤老者可享受遗产继承权，无疑是张质可继承张赟财产的法理依据。 然而卢氏显然对这一判决结果，并不满意，卢氏与张质的矛盾未得到解决，所以不断提出诉讼，咸平县却无法裁断，遂将此案报告给了开封府。时慎从吉为开封府知府，他命开封府户曹参军吕楷前往咸平县审讯。与此同时，卢氏也未闲着，找到了她的一个堂叔，时任虢略县尉的卢昭一，请其帮忙。卢昭一用白金三百两行贿吕楷，求其相助。吕楷因此久拖不决，借故以等待传唤张质本家刘氏族人为名，回到了开封府。卢氏的哥哥太子中舍人卢文质，又通过进士吴及行贿七十万钱给慎从吉长子大理寺丞慎钧，请其将案情告知乃父慎从吉，从中帮忙。慎钧转告了其父，却隐瞒了其“受贿之状”。 ⑥ 卢氏进而又诣开封府申诉。开封府将案子交给府属右军巡院处理。卢氏另一堂叔，陈留县豪族卢昭一之兄卢澄也受托出面活动。卢澄写信给翰林学士钱惟演，要其转告慎从吉，说此事涉及慎钧、慎锐，请缓审案子，以便为卢氏托关系、找后门打赢官司争取时间。 此时吴及已听到了风声，亡命在外。军巡院请求开封府进行搜捕，且云不将吴及抓捕归案的话，则此案无法审讯下去。慎从吉接报后，亟召军巡判官祝坦询之，并销毁其所请状，又令其子慎锐密问祝坦狱情细节。得知案情后，慎从吉深感事态严重，生怕其子受贿的事因而暴露，遂奏请真宗将此案交付御史台审讯，企图以此摆脱干系。然请求未获允准。纠察在京刑狱王曾、赵稹向真宗皇帝报告了案情，认为事涉慎从吉，开封府军巡院可能会有顾虑而不能公正审理，建议另外派遣官员审理。于是真宗命殿中侍御史王奇、户部判官梁固组成临时诏狱机构进行鞫治，并遣内庭中使谭元吉监督之。这样一来，使得慎从吉等人很难插手干预此案。 经审讯，受案子牵连被“逮捕者达百余人”。最后“狱成”，判决结果，吕楷、慎钧免二官，配隶衡州、郢州；慎锐、祝坦、卢文质皆免一官，祝坦贬濠州参军。卢澄、卢昭一并决杖，卢澄配隶江州，卢昭一特除名。给事中慎从吉削一任，翰林学士、给事中钱惟演罢去翰林学士。“自余决罚有差”，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处，情重者配隶外州。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知益州王曙，前知开封府时，曾举荐过吕楷，而吕楷在此案中，受贿违法受到处罚，王曙也因举荐不当受到牵连，降官为左司郎中。 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