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街头到议场：台湾“时代力量”的发展历程分析

       中图分类号：D67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17)02-0098-07

       在2016年“二合一”选举中，蔡英文以56.12％的得票率当选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其所领导的民进党亦获得60％的席次，成为立法机构内第一大党。国民党候选人朱立伦则只获得30.04％的得票率，国民党在立法机构的席次也只剩35个，不足三分之一。除此之外，“时代力量”和亲民党分别获得5个和3个席次，进入了立法机构。从这次选举，我们不仅看到了台湾地区政治生态的蓝绿逆转，而且注意到以“时代力量”为代表的一股新绿势力的成长”。“时代力量”是在“太阳花学运”之后出现的一个政治团体。2014年3月18日，台湾地区围绕两岸签署“服务贸易协议”的争议，引爆了“太阳花学运”，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社运人士占领立法机构长达21天，一时间“反中”、“反马”、“反服贸”三种声音相互交织，愈演愈烈。“学运”结束后，“岛国前进”、“时代力量”、“社会民主党”等一批新团体纷纷涌现，他们积极涉入政治和公共事务。“太阳花学运”俨然成为时代力量产生的催化剂和导火索。事实上，时代力量的产生以至登上政治议场，乃是台湾社会各种矛盾长期累积的结果。

       一、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近来西方社会运动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文化框架(cultural framing)和组织动员(mobilization)。政治机会结构研究社运人士如何利用既有的政治局势以实现其运动目标；文化框架研究社会运动的诉求，考察社运人士如何在规范的意义上正当化他们的行动；组织动员则是探讨哪些人、透过何种管道参与社运。[1](P351)一场成功的社会运动离不开有利的政治机会、合理的诉求和有效的组织动员。

       政党组织是一系列复杂社会过程的产物，研究某一政党需要将其放入特定的脉络中。比较历史分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其特点是关注大范围且往往具有持久重要性的复杂结果，强调以经验为基础的深度案例研究，考量过程和时间维度。[2](P3)因其重在解决真实世界的难题，所以通常要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深度的过程分析，这就需要对历史有足够的了解。然而比较历史分析与历史学家的叙事分析不同，不拘泥于对历史事件的简单描述，而是希望在对个案进行深度理解的基础上得出更一般的因果推论。因此，比较历史分析属于宏观层次的分析视角，其最主要的方法就是过程追踪，即检视一个过程的中间步骤，推论过程如何产生及其是否且如何产生预期结果的假说。[3](P6)在这一分析方法中，序列(sequence)是指在一个特定脉络中发生的有时间顺序的事件的集合，而过程(process)则属于一个特定类型的序列。社会运动的再生产过程(self-reproducing process)可以细化为连续(continuous)、自我扩张(self-amplifying)和自我消耗(self-eroding)过程。[4]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使得某一结果并不是由单一的原因所导致，而是多种因素的复杂结果。因此我们就需要研究不同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如何导致某一结果的产生。

       借鉴上述理论与分析视角，本文认为台湾时代力量的产生是多种复杂因素的结果，并不能用单一的原因来解释，因此，通过过程追踪来解释时代力量是如何在政治机会结构、论述框架和媒体动员这三个不同的、随时间不断发展的过程的交互作用下产生的(如图1)。

      

       图1 时代力量产生的过程追踪

       注：A.野草莓运动

       B.八八水灾 C.塑化剂事件

      D.洪仲丘案

      E.九月政争

      

       F.太阳花学运

       G.自由化

       H.台商赴陆

       I.加入WTO

       J.签订ECFA

      

       K.贫富差距拉大 L.服贸争议 M.BBS

      

      

       N.MSN

      

       O.Facebook/Line

      

       P.“台独”、“反中”情绪

       Q.时代力量成立

       来源：作者自绘

       二、时代力量产生的过程追踪

       (一)台湾贫富差距扩大和马当局执政满意度降低为时代力量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机会

       在社会运动研究中，最早提出政治机会这一概念的是艾辛杰(Eisinger 1973)。他通过对美国40多个城市中的抗议活动的比较，发现抗议的发生与一个城市的政治机会结构有关系，并将其界定为“群体能够接触权力和操控体制的程度”。[5]后来在塔罗(Tarrow 1988)的倡导下，政治机会结构变成一个专门的理论。然而，对“政治机会结构”这一概念的内涵及其适用范围该如何界定，学者们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在实际分析中难免随研究者的喜好而变化。一方面，以甘姆森和迈耶尔为代表的学者强调“机会”，他们认为只要对社会运动有利，任何因素(包括文化方面的内容)都可以被纳入这一概念范畴，进而提出囊括各种相关因素的“文化型—制度型×稳定型—变异型”分析框架。[6]另一方面，以麦克亚当、塔罗和蒂利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政治机会结构”概念应该严格限制在“政治”范畴内。

       本文将政治机会结构理解为各种有利于时代力量产生的机会和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台湾贫富差距扩大和马英九当局的执政能力低下，由此引发民众的普遍不满。由于台湾社会期盼改变现状，时代力量作为一股新的力量应运而生。但政治机会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的过程。正如麦克亚当所言，我们不应当将政治机会结构变化视作短期剧变，而应当考察历时的政治机会结构变迁给内生组织、内生网络提供的成长空间和其中的集体意识的酝酿过程。[7]因此，本文将贫富差距和马当局执政满意度分别视为两个不同的政治机会结构过程，利用过程追踪法来描述它们是如何随时间而发展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