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在中国诞生延展，既是中国近代化的产物，又反过来影响并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铁路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对农业经济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铁路运输促进了商品流通的扩大，从而也就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区域化倾向的发展，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 一、铁路运输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的发展 铁路运输，大大便利了“商旅之往来，货物之转运”〔1〕， 加强了农村与城市及港口的联系，为农产品、工业原料运往城镇、港口，工业品运往农村提供了交通运输的便利，商品流通量大增。 铁路运输，促进了农产品作为商品外运。例如京绥铁路沿线生产的谷物，在未有铁路之前基本上是供本地区食用，很少外运。铁路通车之后，沿线所产谷物有4／5由京绥路转运到京汉、津浦、京奉等铁路沿线销售〔2〕。河套地区盛产杂粮，铁路通至包头后，杂粮云集包头， 由火车外运，销路大开，一直运销到北京、天津等地。内蒙古丰镇、集宁等地出产的油料种籽和胡麻等，也经由铁路运销到北京和天津地区。青海、宁夏、内蒙古各地的驼毛、羊毛，新疆的棉花、葡萄干，甘肃的药材，也在辗转内运中通过陇海、京绥铁路，运销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陕西出产的棉花，云集陇海铁路转道京汉、津浦各线运销郑州、汉口、天津、上海等各大市场，“达棉产区外运棉花的99%”〔3 〕。河南、河北、山东等省出产的棉花，向以自给为目的，铁路修通之后，外运量大增，到20年代末，华北地区棉产区出产的棉花运往天津、青岛等沿海商埠销售的约占收购总量的3／4左右。到30年代初，全棉产区投入市场的棉花经由铁路运输的达20余万吨〔4〕。 陕西渭水流域盛产小麦，未通铁路之前仅靠大车、骡马、水运输往外地销售，外销量有限，陇海线逐段西展以后，小麦大量外销。山西潞安、河北顺德、山东泰安等地出产的麻类，借铁路运输之便有一半左右运销外地〔5〕。 河南濮阳生产的花生，大部分经由铁路运至天津销售。山东省20年代产花生400—550万担，有半数经铁路运销省外市场，到30年代胶济路沿线年产花生600多万担，有1／4“供应输出”〔6〕。 在东北地区，铁路分布较关内为密，铁路对农产品外运的促进，更为显著。根据哈尔滨总商会1918年的报告，该地区年产大豆、小麦八、九百万担，经由铁路外运的数量多达600多万担〔7〕。根据“东省铁路特区”路警处1930年调查，中东铁路大小各车站附近物产经铁路运输到国内外市场的比重达80—90%〔8〕。 北满地区在“九一八”事变前几年间，经由铁路运输的粮食数量及其所占全部货运量的比重如下：1922—23年度为196万吨、96%；1923—24年度为128万吨、83%；1924—25年度为200万吨、83%；1925—26年度为249万吨、89%；1927—28年度为277万吨、91%；1928—29年度为299万吨、91%〔9〕。 另据《铁道年鉴》记录，东北地区一些国营及省营铁路运输的农产品数量及在货运量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如吉长铁路1927年运输农产品38.9万吨，占货运总量的56.1%；1928年运输农产品45.5万吨，占货运量的56%；1929年运输农产品39.7万吨，占货运量的52.9%。呼海铁路1927年运输农产品22.4万吨、占货运量的89.6%；1928年运输农产品35万吨，占货运量的89.1%；1929年运输农产品45.5万吨，占货运量的89.9%〔10〕。 铁路运输确实促进了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铁路分布比江南、西北、西南地区密的华北地区，抗战前农产品商品化率大致为30—40%〔11〕。 手工产品及部分土特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也有很大提高。如山东农村生产的土布，过去基本是为了满足自给所需，铁路通车之后，大部分进入市场，运销外地。胶济路南流车站附近，各乡村盛行织制土布，30年代初每日约生产土布1500匹，销售到本省各地和邻省河南的约达1200匹。潍县土布年产量945万公斤，“均行销胶济沿路”〔12〕。 河北内邱一带盛产土布，没有铁路时靠牲畜驮运外销，最远销至山西沁源、平顺等地，京汉、正太铁路通车后，内邱土布远销到平定、榆次、太谷等地，并转京绥路运销大同、包头等地〔13〕。高阳土纱、土布大量外销，远销至甘肃、青海等省。据1934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平绥铁路平地泉车站到达的河北行唐（包括定州、高阳等地）与平汉铁路东长寿、保定两站以零担联运来的棉纱55575公斤〔14〕， 这些棉纱不仅散销附近各集镇，而且转运到甘肃一带销售。 铁路运输，还大大促进了“土货”出口。胶济铁路1904年建成通车，据1905年胶州关报云：“本年土货出口，比去年加增三倍。查历年出口货物，本属寥寥；惟本年忽然甚多，……实因火车[通车之故]，海口利便，受惠良多也”〔15〕。1881年唐胥铁路建成后，1888年延展至天津，1897年又从天津展至北京，同时向关外延展，1894年展至奉天中后所（今绥中县），1907年通车至奉天省城西郊的皇姑屯。1899年北京至保定段铁路通车，1906年京汉铁路全线贯通。1909年京张铁路也建成通车。天津是京奉铁路重要枢纽站，因上述几条铁路的通车，它的腹地大大扩展。1909年天津关报道：“出口土货”，向来用牲畜、大车、船只运来天津，“受沿途种种耽延、种种遗失”，“今则虽仍用旧法载运，不过自产地运至张家口或丰台……即可易由火车转运本埠……延误既少，伤耗亦轻”。“本年出口货共值关平银30908035两， 较上年计溢9517417两。其间径运外洋者，共值1030946两，较上年584837两， 几增倍蓰”，“进步堪为猛锐”〔16〕。经天津口岸运往日本的棉花二三十年代每年在35—60万担之间。青海、宁夏、内蒙产羊毛经京绥铁路运往天津的每年2000吨左右，大半被输往国外。京汉铁路通车之前，芝麻经汉口输出海外的每年不到30万担，通车后出口量大增，1909年达192 万担。自“京汉铁路通车以后，河南各地之货物集中于汉口，1904年汉口输出不过七百十四万两，至1910年，即增至千七百九万两”〔17〕。中原地区产花生、菜籽、生牛皮等，经铁路运到汉口，输往欧洲市场。猪鬃、狗皮、羊毛、棉花等也大量输往海外。山东1915年输出鸡蛋和蛋制品2276吨，1920年达11040多吨。华北农村妇孺编织的草帽辫， 大量出口，1909年仅青岛一口输出的即达1000万元之多，而胶济路通车前二年的1902年输出量只有70万元〔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