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商业银行业是在资本主义近代银行模式下诞生成长的，具有近代资本主义银行的一般规律。但中国近代商业银行又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孕育成熟的，所以又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北四行”〔1 〕联营集团的发展轨迹，是中国近代商业银行沿革的代表，是整个近代中国银行业的缩影。通过对“北四行”联营集团的研究，可以把握中国近代银行的本质特征，认识我国近代社会经济的运行情况和特点。同时，研究“北四行”联营集团的特点，对建立社会主义金融市场体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集中与垄断的倾向 资本主义银行与资本家设厂经商一样，目的是为获取利润。随着业务的开展，规模会不断扩大。一方面，由于生产的集中出现的大工业需要大量信用，大量信用只有大银行才能提供；另一方面，由于工业生产的集中，使社会上大量闲散资金集中于银行。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银行便由普通的中介人变成了万能的垄断者。“银行发展的最新还是垄断”。〔2〕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银行垄断联合的方式主要有利害共同制、银行团（辛迪加）和银行康采恩。中国近代银行业的集中不尽有西方国家银行集中的特点，银行规模不大，属于资本主义银行业的早期发展形态。然而，以“北四行”联营集团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商业银行已初步呈现出资本主义银行业的集中与垄断倾向。“北四行”金融资本的集中趋势最细微地表现在银行内部的相互投资和兼职上。〔3 〕甲银行或甲银行的董事长投资于乙银行，并在乙银行的董监会中占有席位；乙银行或乙银行的经理在甲银行投资，并在甲银行的董监会中占有席位。这种内在的变化促使银行业向联合联营及合并的道路发展。金城银行1917年创办，以后银行界及金融业个人持有股份增加很多，既有金城本身持有行股大量增加，包括总经理周作民名下所有在内，又有盐业、中南、大陆等银行持有股份的增加，以及胡笔江、任振采等银钱业资本家个人所持股份的增加。在金城的董监事中，有盐业总经理吴鼎昌、盐业董事长兼中南银行董事任振采、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笔江，有任过大陆银行董事长的四行储蓄会副主任钱新之。盐业银行的董监会里也有四行储蓄会的钱新之。尽管以上列举的史实并没有完全反映出“北四行”金融资本相互投资和兼职的情况，但这一倾向已经可以看得清楚了。“北四行”之间的相互投资和兼职，以及在金融业务上的相互配合，为今后银行的联营合并，为银行资本的集中垄断奠定了基础，这也是银行资本集中按其固有规律发展的第一步。 正是“北四行”金融资本中一些股东互有投资，互为董监，为四行联营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为了发展行务，扩大影响，与中国、交通两行相抗衡，以免除在银行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维系华北财团的经济实力，在其它三行支持下，1921年盐业总经理吴鼎昌提议四行联营。1922年，“北四行”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正式成立。联合对外放款，当年对交通银行抵押放款100万元，对裕元纱厂放款50万元， 对南通大生纱厂的放贷更是不以一次70万两为限。〔4〕四行联营， 开创了中国近代银行业联合营业的先河，组成了当时我国唯一的“北四行”联营集团。四行联营，壮大了资金运用实力，巩固了其在华北乃至整个中国金融界的优势地位，扩大了社会信誉，“北四行”的业务得到飞速发展。据统计，1934年，“北四行”联营集团总资本达3250万元〔5〕， 为国内最大的私营银行集团。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华资银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明显的自身优势及其有效发挥 “北四行”组建联营集团，其目的就是壮大实力，造就声势，与中国、交通两行相抗衡，这是其与中、交两行相矛盾的一面：另一方面，“北四行”联营集团的业务之所以得到迅速发展，与中、交两行的支持和庇护是分不开的，这是“北四行”与中、交两行官僚资本相依附的一面。中国、交通两行是当时政府的中央银行，拥有代理国库、发行钞票、经营外汇、发行公债等特权。“北四行”就是在中、交两行的直接帮助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金城的创办人中任振采、胡笔江、周作民都是交通银行的当权派。金城在融通资金、汇兑业务、外汇买卖等多方面得到交通行的特殊照顾。〔 6 〕北洋政府每年要发很大一笔军饷， 每汇1000元至少可以收入3元的汇水，交通行有意让给金城做。 金城行初期分行较少，交通行的许多分支机构为金城承担代付汇款业务。交通行放在天津款项有一百几十万，都由金城无偿加以运用。〔7〕盐业、 大陆等行也得到中、交两行的大力支持。大陆总经理谈荔孙兼任中国银行南京分行经理。盐业总经理吴鼎昌也是中国银行董事。1915年，吴谈及该行经营较为顺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交两行以国家银行之资格特别指导。”〔8〕中国银行多方扶持盐业行的成长， 凡是商业放贷和政治放贷利息优厚的，尽先由盐业银行承做。〔9〕 当然，“北四行”联营集团的初期发展很大程度上也依托于军阀政府的维持。金城、盐业、大陆三家银行，实际上是北洋政府的军阀官僚们创办起来的，官僚政客私人资本比重很大。金城主要是皖系军阀倪嗣冲等投资创办的，军阀官僚股本占90.4%。盐业行是袁世凯委托河南督军张镇芳和其族侄袁乃宽集资创办，张、袁二人投资占股本的25%以上。大陆行是北洋政府代总统冯国璋等投资创办，称“督军银行”，官气很重。中南的股本中也有倪嗣冲、靳云鹏等军阀官僚的很大资本，〔10〕也沾上了不少的“官气”。“北四行”充分利用其和官僚政府的密切关系，“近水楼台先得月”。例如，以皖系军阀段祺瑞为首的北洋政府对金城行百般照顾。1917～1918年，段政府向日本大量贷款，这些贷款本应由日方托汇丰行交给交通行，但段政府有意委托金城行代收一部分，让金城从中取得手续费收入，同时又取得运用资金的便利。盐业行专同军阀官僚打交道，一般营业并不注意。 北洋政府垮台后，为了扩展银行事业，应付国民党统治后的政治经济局面，“北四行”领导人周作民等多方活动，通过政学系的关系，积极向国民政府靠拢，并从经济上支持蒋介石。周作民先后担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北平分会常委、金融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要职。吴鼎昌和四行储蓄会的钱新之也曾担任国民政府的实业部长和财政部次长、代部长，并都成了政学系的上层人物。“北四行”联营集团有了政府作为靠山的社会背景，业务发展迅速，在整个三十年代，金城分支机构达83处，大陆行72处，中南亦有20处。〔11〕如此庞大的金融网，覆盖全国各主要大中城市、军事重镇和铁路枢纽。特别是银行分支机构随铁路线的延伸而设立，铁路线所至，亦银行势力之所至。金城在京汉路、陇海路等铁路沿线设办事机构10余处。金城等行的势力随铁路的延伸迅速扩大，“北四行”的社会影响大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