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产权凭证是土地确权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在近代，随着西方产权观念、法律制度的引进，中国传统以契约和赋税来证明产权的理念，开始发生变化。近年来，有学者从立法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①但总体来说，相关的讨论还非常初步。因为这一变化涉及多方面的问题，它既与产权的法律、诉讼改变有关，也受到民国地籍整理过程和各地方政府施政能力差异的影响，还最终影响了人们的契约和产权观念。所以，笔者尝试从地区性的个案出发，利用龙泉司法档案②和相关民国地政、赋税资料，考察这种转变在一个基层社会中的发生过程。地方档案的使用，不仅能将我们带入到法律和制度变化的实践层面，还揭示了它们与普通民众的策略选择和行动之间的关系，从而帮助我们理解民国时期现代国家产权凭证制度的建立，如何冲击传统的“照契管业”，其间出现的问题和效果又是什么。 一、晚清民初的“管业”证明方式：制度和现实 在传统时期的田土诉讼中，不论争讼标的是田底、田面、山骨、山皮，涉及的行为是买卖、承佃还是回赎，当事人必须证明自己“管业”③权的来源。在宋代的文献中，“照契为业”“照契管业”“在法：交易只凭契照”④等说法，就已经相当普遍。“照”有作为动词的“按照”“凭借”和作为名词的“执照”“干照”两种解释。陈景良梳理宋代田宅诉讼中出现的“干照”一词，认为其意指“契约文书、田宅交割后的纳税凭证、田产簿、砧基簿”等。⑤这两种解释其实都说明，古代田土诉讼中的证据主要以契约和赋税登记文书为主。当然，诉讼中人们也会举出山、田中有先祖坟茔的事实，或者族谱等文书证据，但这些证据与“契照”相比，居于次要的地位。这一情形一直持续到清代。民国时期的学者也还是说：“在昔人民管业，率以契据为根据”。⑥ “契照”或“契据”包括官方赋税文书和契约(包括私契和契税凭证)两类。例如，乾隆三十二年(1767)清律“盗卖田宅”条下增加了一条例：“凡民人告争坟山，近年者以印契为凭，如系远年之业，须将山地字号亩数及库贮鳞册并完粮印串，逐一丈勘查对，果相符合，即断令管业，若查勘不符，又无完粮印串，其所执远年旧契及碑谱等项，均不得执为凭据，即将滥控侵占之人，按例治罪。”⑦这一条例在晚清沈家本改定的《大清现行刑律》中被继承。⑧换言之，因赋税的登记、缴纳和转移而产生的鱼鳞册、产户执照和完粮执照等，是被国家认可的管业凭证，而且其证据效力还在契约之上。早在南宋的砧基簿、鱼鳞册出现之初，它们就已经在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⑨明代实录中也有“鱼鳞册为经，土田之讼质焉”的说法。⑩但它们的实质仍然是“为派征赋役攒造的土地登记册籍”。(11)浙江德清县在清代曾普遍给在官府有登记的田土山荡发过“印照”“印单”。“德邑田地山荡，自清初以来官厅均发给印照，凡有所有权者均领照承粮，以昭执守。”(12)百姓在诉讼中也以此作为产权的证明，但政府发放这些“印照”“印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赋税的过割和征收，即“领照承粮”。清代政府以纳税作为对产权进行保护的交换，(13)但学者们也发现，很多人并不愿意花费登记和纳税费用，换取政府的保护，因为政府的保护并不充分，“个人权利最可靠的保证或许仍是得到地方社群的承认”。(14) 以印契为管业凭证，也是清代法律的规定。所谓“印契”，是指经过向官府税契、盖有官印“红契”。关于“红契”和“白契”在诉讼证明中的法律效力问题，杨国桢认为：“官府钤印的卖田‘红契’及其附属的官文书，是具备完全法律效力的文件；‘白契’在实际生活中也具有产权证明的性质，但从法学观点看它只是不完全的文本。在特定的条件下，如付诸诉讼时，‘白契’的产权证明效力便受到影响，甚至于被否定，从而有改变现实产权关系的可能。”(15)在最近出版的《徽州民间私约研究及徽州民间习惯调查》一书中，田涛也认为：“在未来可能发生纠纷或者诉讼的情况下，这类‘白契’不能成为法定证据，其不动产交易也无法得到官方的保护”。(16)但白契的存在非常广泛，我们在诉讼档案中常看到连同补税执照和验契执照一起出现的契约，它们在发生诉讼时才补办税契手续。这至少说明是否契税在契约证据效力上的作用，并不是绝对的。 概言之，在清代官方制度设计中，经过投税的印契与鱼鳞册、完粮印串、产户执照配合，证明“管业”的权利。理论上，因为税契、推收两个环节相连，并直接与田赋征收有关，土地的转移、产权的变动就此记录在官方的田籍簿册中，这些藏于官府的簿册可以与私人所藏的契约凭证相印证，最终确定产权的归属。相应地，因为理论上每一块在官府有赋税登记的土地都有字号，田土的字号也必须出现在契约中，例如“龙泉习惯，必先看明田坐何处，字号相符，然后立契”。(17)这套文件凭证的建立，在官府主要是为了赋役征派和契税收入，但也成为了传统时期民众产权纠纷中可以参照的官方记录。 然而事实上因为赋税征收制度和赋税档案本身的弊病及缺陷，鱼鳞册、纳粮执照、产户执照等赋税文书在用于土地的确权时，并不可靠。1936年，国民政府民政部下令根据新的土地法进行土地清理和登记，浙江省民政厅提出新法难以执行的诸项理由，其中之一说：“按过去发照之经验，人民执业凭证多为户折粮串，而户折粮串固无四至之记载，即政府原有粮册因有寄庄等关系，亦已紊乱，此粮是否此地，无从考证。”(18)户折粮串上的主要信息是税粮数目，而并非土地本身的信息。而且长期以来人们为了逃避契税、赋税，并不在田土交易、转移时在官方进行登记，因此官方粮册的记载简单、陈旧，其中记录的田土四至、亩分甚至户名，都可能缺漏或者与事实出入极大，不能作为土地清理的凭证，也很难在争讼中起到确定地权归属的作用。 曹树基等人研究发现，在浙江松阳石仓契约中，私人间税粮过户的凭证“送户票”往往能与契约一一对应，而“执照”却绝大部分不能与契约对应，而且相当多的契约没有对应的“执照”。(19)这一现象的出现，恐怕不仅仅是文献遗失的问题，而是与一些田产买卖并未到官府进行推收手续有关。明清时期，里书、庄书等对赋税、推收的控制，以及鱼鳞图册等的私册化，已久为学者所关注。(20)清代浙南各地税粮、推收业务由庄书册手所把持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太平天国运动中官藏册籍遭到大规模的破坏，庄册私册作为赋税、地籍资料的重要性更为显著了，它们也由此成为所有权证明文书。这一情况持续到了民国。(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