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型增长”

       20世纪的经济史学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均已表明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①但市场经济与工业革命以来近现代高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则至今仍未被厘清。传统经济史学者大多认为，以市场交换和劳动分工为基础的“斯密型增长”②作为一种欧洲历史上的特有现象，引致了工业革命和近现代西方的高速经济增长，并与之构成了同一个渐进历史进程的前后阶段；然而近30多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史学者发现近代早期的“斯密型增长”并不仅限于欧洲，工业革命和近现代高速经济增长也不是市场经济和“斯密型增长”的必然结果，而更多是由技术和组织变革所引致的另一种“库兹涅茨型增长”。③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经济史学界围绕“斯密型增长”问题形成了很多错综复杂的不同观点，并由此引发了数次激烈的学术论争。这些研究大多与明清和近代中国经济特别是乡村工业密切相关，但由于往往是从特定地区史料出发构建起来的经济理论，缺少对近代中国乡村工业的全面考察和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之间差异性的充分关注，容易造成观点上的偏颇。本文即试图以“斯密型增长”为线索对国际经济史学界的这些论争作一个简要的回顾，并在尽可能充分利用近代中国乡村工业史料和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上述论争中提出的重要学术观点进行分析和评论，希望能够以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来深化和推进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与研究。

       一、国际经济史学界围绕“斯密型增长”展开的主要学术论争

       “斯密型增长”问题引起学术界广泛重视始于20世纪80—90年代美国学者黄宗智与罗斯基、布兰特的论争。在对近代华北和明清以来长三角地区的研究中，黄宗智发现，市场经济和商品化会导入资本主义近代经济增长的经典经济学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农村的历史事实，因而在恰亚诺夫和吉尔茨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内卷化”理论，认为中国农村市场并未达到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完全竞争的程度，而驱动这种市场发展的也不是资本家的逐利行为而是人口压力，它虽然能带来农业和手工业总产量的增加，但只是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甚至低于维生费水平为代价的“内卷化”或“没有发展的增长”；近代中国被帝国主义纳入国际市场后虽然加速了商品化，但也并没有带来农民生活水平的实质性提高，而只是加剧了“内卷化”的进程。④罗斯基和布兰特对一些农村地区案例资料的研究结论则与之相反，他们认为近代中国的农村市场是自由竞争和高效率的，近代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商业和金融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农村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融合，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取得了甚至可以与同时期日本相媲美的近代高速增长，实现了农业和农村手工业人均收入的显著增加；换言之，如果不是日本侵华战争，中国已经成为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⑤

       这场学术争论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和评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学者王国斌和费维恺引入了“斯密型增长”概念，并由此而被国际经济史学界普遍接受为一个基本理论模式。王国斌从经济增长的动力出发，将“斯密型增长”界定为由市场交易、劳动分工和专业化驱动的经济增长（与投资驱动、技术革新驱动和组织革新驱动相对应）。费维恺则将经济增长分为三种类型：“粗放型增长”是一种随人口增加而按相同比例配置要素所带来的报酬不变的增长；“斯密型增长”则是由市场和分工引致的总量增长，它可能在一定阶段内带来人均产量的增加，但仍然有着固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边际报酬也在长期趋于递减；只有技术和组织革新带来的“库兹涅茨型增长”，才意味着生产可能性边界的不断向外拓展和人均报酬的持续递增。⑥

       “斯密型增长”概念的引入对上述论争双方的观点都构成了冲击。一方面，在“斯密型增长”过程中，人口增加、资源短缺或价格下跌都可能导致边际报酬递减甚至低于维生费水平，如果我们把这种现象定义为“内卷化”，那么它只是“斯密型增长”在遭遇生产可能性边界或市场波动后可能出现的一个阶段，⑦而并不能取代经典经济学的市场理论，我们也不能根据这种“内卷化”现象的出现来推断市场发展是人口压力单一因素的结果，或者否定在此之前曾经存在过人均产量与收入增加的阶段。另一方面，罗斯基和布兰特的近代农村高速增长论也混淆了“斯密型增长”与“库兹涅茨型增长”的差异，由市场推动的“斯密型增长”是一种相对缓慢的边际报酬递减的总量增长，而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国家和日本的近现代高速增长则属于“库兹涅茨型增长”，两者不仅有着本质的差异，而且彼此之间也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除王国斌和费维恺之外，另外一些学者也加入了这场论争。马若孟以自己早期关于华北的研究来支持罗斯基和布兰特的观点，并质疑“内卷化”现象的存在性。他认为，近代华北农村与世界市场的整合促进了农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显著提高，甚至给中国农村带来了库兹涅茨型的近代经济增长。⑧高鹏程和托马斯·维恩斯则批评罗斯基和布兰特关于近代中国农村市场完全竞争、无摩擦和高效率的假设并不符合实际，而且忽视了中国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性，指出罗斯基舍弃卜凯的全国加权物价指数，只用武进一个县的物价指数来平减全国名义工资，布兰特用天津物价指数来计算南方各省的实际工资，都存在明显错误并导致其结论高估了近代中国农业的增长率。⑨

       在此之后，彭慕兰、王国斌等被称为“加州学派”的学者进一步拓展了“斯密型增长”概念的应用范围。他们指出，在近代早期的16—18世纪，中国就存在着与欧洲类似的“斯密型增长”，也推动了明清时期农副业产出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是“没有发展的增长”；但到18世纪末，同样的“斯密型增长”不仅给分属中国和欧洲经济最发达地区的江南和英格兰带来了高度相似的技术形式和经济绩效，也让两者都面临着类似的人口增加和由土地、资源约束导致的马尔萨斯压力，只是当欧洲借助煤炭这个偶然因素和新大陆殖民地的外部因素，摆脱人口与资源压力之后，才走上另一条库兹涅茨型的近代增长之路，避免了和东亚一样遭遇马尔萨斯陷阱的命运。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