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现、反思与多元融合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曙光,男,山东莱州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经济史学是经济学理论的基础。通过历史学的再现和反思功能的融合、历史学的科学和艺术功能的融合、历史哲学建构的可能性、经济史料与经济史实关系、经济史学量化分析方法利弊之辨析,试图为经济史学方法论构建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经济史学的研究方法,应强调史论结合、古今融合、宏观史学与微观史学融合、多学科交叉和比较经济史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17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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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历史学:再现与反思

       “爸爸,告诉我,历史有什么用?”历史学家布洛赫听到儿子的这个看似简单实则深刻的提问之后,没有等闲视之,于是就写下了《为历史学辩护》①这本书。自然,作为过去的事实的“历史”与研究过去事实从而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的“历史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布洛赫儿子的提问,既涉及对“过去的事实”即“历史”的作用的质疑,也涉及对“对过去的事实的系统理解”即“历史学”的作用的质疑。

       对“过去的事实”怀有探究的兴趣,这恐怕是很多人(即使不是所有人)与生俱来且发自衷心和本能的一种爱好。但是对于不同的人而言,这种发自衷心和本能的爱好所指向的目的还是有所差异。有些人试图了解“过去的事实”,目的是为了单纯的娱乐(或曰“历史的享受”)。然而我们需要在此强调,追求在“过去的事实”中获得娱乐或享受并不是一个低下的企图,满足好奇心并获得娱乐或享受(甚至共鸣)原本亦应是历史学存在的严肃理由之一。而另一些人试图了解“过去的事实”,则是希望获得系统的关于过去的图景,以此来认识过去的时空中人类的轨迹。这种系统的图景的发掘和探究,实际上是一种科学的工作,用以产生系统化的知识,而这种知识可以被“证实”或被“证伪”。

       上述两类对于历史学的功用的理解,在历史学的修辞和写作上就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派别。前者旨在发掘历史中精彩的具有故事性与传奇性的部分,并以此作为历史写作的宗旨。古代希腊的历史学家和古代中国的历史学家都是这方面的能手,他们撰写和发掘“故事”的能力如此强大,以至于两千多年过去,人们还对希罗多德描写的希腊战争故事和司马迁叙述的楚汉战争故事津津乐道,神往不已。

       而后者则旨在产生“系统化”的知识。这种系统化的知识,并不在于揭示“过去的事实”中的一些引人入胜的细节,如特洛伊木马或者鸿门宴的故事所展示的一样,而在于获得对历史的一种规律的理解。在这种历史的修辞学当中,文学的、艺术的、情感的、人性的、伦理的描述,被迫让位于科学的、严谨的、逻辑的描述,这种描述所产生的知识,在某种意义上与其他任何科学领域所产生的知识一样,具有“可证伪性”。而“可证伪性”,在波普尔主义观点看来,即是科学的唯一特征。

       由此看来,前者的历史学修辞特征在于还原历史的细节,满足人的好奇心理;而后者的历史修辞学特征在于历史规律的探寻,以满足人对历史发展轨迹探求的欲望。前者的目的在于“再现”历史(“过去的事实”),而后者的目的则在于“反思”历史(“过去的事实背后所蕴含的规律”)。

       二、历史与历史哲学

       所有历史学的修辞和写作不外乎出于以下的动机:一是文学的动机,就是试图再现和还原历史的整体的故事性的细节,以满足人的好奇心和享受的需求;二是伦理的动机,即从历史的描述和梳理中,确定人类的伦理原则和道德标准,从而既对历史上的事件与人物进行道德上的判断和裁定,又为未来的人类生活确定伦理的标杆和判断善恶的根据。在这种动机的指引下,历史学本身成为承载人类道德追求的载体和工具;三是社会的动机,即历史学的研究,最终体现为对现实中人类的政治、社会、经济生活提供有益的帮助和借鉴,历史学在这种动机的指引下,成为一门有着实际价值(使用价值,世俗价值)的学科,而不是仅仅具有娱乐和享受的功能,如同任何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历史学可以被用来建构人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从历史学中寻找当下行动的依据和智慧;四是科学的目的,即历史学的研究最终是为了建构一整套科学话语体系,是为了通过对过去的时空的事件和人物的描述,获取可供验证的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应该说,历史学家的这四种动机,都是可以被尊重和理解的。

       如果对人类在过去时空中的行动仅仅如同录像机一样再现出来,那么历史学家的这一使命似乎永远没有完成的时刻,甚至即使在历史学家完成这一使命的时刻,这一“使命的完成”立刻成为没有意义的行动。事实上,完全的“再现”历史,是一种不可能的行动。对于任何历史事实,不管它是如何微观和局部的,即使这个历史事实发生在昨天,也难以用任何手段完全进行录影般地再现。每个人都被自己的时间、空间、知识的局限、技术手段的局限、判断力的局限等条件所限制,从而根本难以对任何历史事实进行完全意义上的“再现”和“还原”。因此,当历史学家面对自己手中的工作的时候,一方面,他当然必须有绝对的信心和勇气去努力拼凑“过去的事实”,然而却不能以过度的自负自称已经完全掌握了“过去的事实”。历史学家在福柯所谓的“知识考古学”的背后,不仅需要对现有知识的系统的“考古”,进行针对“过去的事实”的辨析和挖掘,而且还需要有哲学家的意志,要对所有已经浮出水面的事实进行形而上的“解释”。他还要精通“解释学”,善于运用自己的理性,基于过去的事实而建构一个形而上的观念世界。

       这样一个基于历史事实而建构出的形而上的观念世界,当然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的知识体系不同,经验世界不同,其所构建出来的关于“事实世界”的模型——即“观念世界”——就必定是不同的。李大钊1920年在他给北京大学开设的《史学思想史》课程中,就清晰地表达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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