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并大量使用货币的国度之一，形制规范的商代“海贝币”的不断面世，即是实物证明。中国亦是世界上最早出现金属铸币的国家，始见于西周晚期，后流行于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候争霸，列国并存，故当时的金属铸币因国别呈现为币制不一、品类繁多。秦兼并六国，统一度、量、衡，统一铸行“半两”流通天下，但时间短暂。在中国货币史上，真正使金属铸币币制不二通行天下，实行中央王朝统一铸行，实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B.C118年）铸行“五铢”币到其彻底进行币制改革之后。 “五铢”币的统一铸行，彻底改变和基本消除了西汉王朝初年以来币制不一、铸行紊乱而带来的种种弊端，为汉武时期及之后的中央皇权统治和社会经济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本文试从西汉武帝统治措施中的统一币制之举，再行探究其因果，并就此略陈管见。 一、西汉初期币制状况 研究西汉武帝统一币制的因果，不得不先看西汉初期的币制状况。 秦并六国，国家暂趋统一，社会经济尚未恢复，秦末农民起义蜂起，强秦遂之国亡，继而楚汉相争，社会生产力严重衰退，经济凋敝，民生艰难。西汉初立，自天子至民间实景，史载：“汉兴，接秦之敝，诸候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1〕。 为了巩固初创的西汉王朝，挽救濒于崩溃的社会经济，自然成为汉初统治者的当务之急。 高祖刘邦初定天下，既采取了较秦时尚为宽松的经济治理策略，其中很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在流通货币政策上采取了“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2〕的放铸措施。 此措施的制定，基于汉高祖对货币职能的片面认识，意为钱多既富，钱多便能很快恢复社会经济；加之统治者又意为放铸能取悦天下之民众。故汉初币制一改秦之半两币量，铸行薄如榆荚、重约“三铢”的“榆荚钱”。在铸行中既有官铸，亦有民铸，币重有别，形成了秦“半两”、汉“荚钱”纷杂并行局面。今从诸多出土实物资料中可得确证。就钱范看，山东地区除前人已著述者外，近年有1982年博兴县店子乡辛张村同时出土的十三件钱范中，既有“榆荚”范，也有“四铢半两”范，其中的“榆荚”范：“钱横径1.1、穿宽0.7厘米”〔3〕。又如该县1986 年贤城村出土的“榆荚”钱范，其Ⅰ式范：“钱模直径1.2，穿0.7厘米，钱面文刻‘半两’二字”。其Ⅲ式范“钱模径最大不足0.6厘米，小的仅0.4厘米，穿宽有者仅0.2厘米”〔4〕。再如，莒县孙家庄子村1985年发现的“榆荚”钱范，其：“A型：‘半两’钱范。……模径1.2厘米，钱模圆形方孔，方孔边长为0.7×0.7厘米。……从钱范的磨损程度可以看出，汉人用此范铸钱行之甚久”〔5〕。此地点同出的B型“榆荚”钱范，从文中拓本看，与A型范外径大小相似，而穿宽尺寸要大于A型范。 从上述几例近年出土的汉初钱范，可知既是同一地点出土的同类钱范，其钱模尺寸是不尽一致的，用此种钱范铸造的货币流通于市，给社会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可想而知，史载曰：“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玉石万钱， 马一匹则百金”〔6〕。汉初社会中继而出现了“弃本逐末”，对社会经济恢复十分不利的局面。 为了遏制“弃本逐末”局面发展，汉初统治者又采取重农抑商的对策，史载：“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农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7〕。这种抑商的对策，对重农固本虽起了一定作用， 但因对货币这一“特殊商品”本身职能的认识片面，纵民放铸，才是引起“弃本逐末”弊端之根源没有根本认识，虽采取重农抑商，但对当时的社会经济治理，仅能医其表，而难治其里，正如史书所载：“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8〕。 西汉文帝时，继续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统治政策。对因货币紊乱而引发的物价腾涨、弃本逐末日甚的社会弊端，采取了通货紧缩、大量减少货币流通量；对流通货币实施增重措施，改变流通货币的紊乱局面。 汉文帝改铸“四铢半两”的实物资料，近年也屡见出土，如博兴辛张村1982年出“榆荚”钱范时，同出“四铢半两”钱范五件、“榆荚”范和“四铢半两”合体范二件。就“四铢半两”范看，“钱模径2.2、 穿宽0.6—0.7厘米。钱模的穿两边阴刻篆书‘半两’二字”。其中的“榆荚”与“四铢半两”合体范，每件范体一面刻“榆荚”钱模，一面刻“四铢半两”钱模〔9〕。此地所见这批钱范，出土地点明确， 时代特征明显，尤其是“榆荚”与“四铢半两”合体范的发现，史料价值甚高，佐证了汉文帝时实行通货紧缩、币量改制的历史记载是可信的。 汉文帝时期虽有货币改制的措施，但在市面上却是“半两”、“榆荚”、“四铢半两”并行，故此时的货币紊乱仍没有得以根本好转。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渐趋恢复，社会商品经济较前发展，货币的社会需求量越来越大，前所实施的通货紧缩及控制货币流通量的措施已明显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所需，在汉文帝前元五年时，其货币从通货紧缩转而成为“除盗铸钱令，便民放铸”。此令诏行前后，曾有执政大臣已意识到此令会给社会经济带来极大危害，提出：“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10〕的谏议，可惜未被文帝所采纳，故而各地官铸、民铸、盗铸活动大为泛滥。流通货币的骤增，表面看是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当时的实况却是“以美贸恶，以半易倍”〔11〕，“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12〕的牟取暴利行为日嚣。商业活动日繁，货币需求量大增，铸币有重利可图，加之“除盗铸钱令”诏行，致使社会中又重现了“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束褥，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13〕的“弃本逐末”局面。因便民放铸、私铸、资铸风行，流通货币中币质好、恶并行，币量轻、重相杂，“……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14〕，加剧了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