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周刊于1937年4月24日创刊，1941年8月31日停刊，发行四年零四个月，出刊134期。其地位相当于建党初期的《向导》，新中国成立后的《红旗》杂志和现在的《求是》杂志。与同时期其他党报党刊相比较，其特点是创办时间早、理论性强、影响广泛。在《解放》周刊出版发行的时段内，周恩来作为国共合作谈判的首席代表，先是任中共长江局副书记，后任中共南方局书记，同时他还出任国民政府军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在统一战线、国统区、对日作战等工作方面作出卓越的贡献，其时发表的大量演讲、文章和书信，丰富和升华了中共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理论思考，其中相当篇幅是在《解放》周刊上发表的。 一、周恩来在《解放》周刊发文概述 经查阅全部《解放》周刊，周恩来在该刊共发文13篇①(含两篇与他人共同署名文章)，按发表时间顺序是：(1)《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②，发表在1937年5月1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2期第9-11页。(2)《怎样进行持久抗战》③(文末注明“1938年1月7日写成”)，发表在1938年2月8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30期第6-8页。(3)《关于所谓〈中国共产党的策略路线〉一书问题的公开信》④(文末注明“周恩来4月25日写成”)，发表在1938年5月1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36期第22-23页。(4)《答复子健先生的一封公开信》(文末注明“陈绍禹周恩来秦博古同复，4月28日”，信后并附4月26日子健同志给陈、周、秦三同志的信)⑤，发表在1938年5月1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36期第24-28页。(5)《争取更大的新的胜利——周恩来在武汉各界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第五日广播词》⑥，发表在1938年5月15日《解放》周刊第38期第1-3页。(6)《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1938年6月5日)》⑦，这是与陈绍禹、秦博古共同署名的文章，周恩来排名第二，发表在1938年7月15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45期第7-18页，开篇有“作者附志”：“自徐州我军撤退以来，共产党各级组织纷纷征询我们对于保卫武汉和第三期抗战各问题的意见；同时，许多忧心国事和从事救亡工作的朋友，也时常以此问题函问或面询我们的意见，因特同撰此文，不仅作为我们对共产党各级组织同志们的答复，而且希望提供政府当局和各界人士作为研究和决定这种当前迫切问题时的参考材料。”(7)《论保卫武汉及其发展前途》⑧，发表在1938年8月8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48期第26-28页。(8)《论目前抗战形势》⑨，发表在1938年10月31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55期第1-5页。文尾注明此文为“《新华日报》十月七、八、九三日社论”。(9)《抗战两年》⑩，发表在1939年7月7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75·76合刊第8页，文尾注明“二十八年七月三日”。(10)《周恩来同志关于平江惨案的谈话》发表在1939年8月20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81期第4页。(11)《周恩来同志致军委政治部陈部长电》两则(11)(电文末分别注明七月二日、七月二十二日)发表在1939年8月20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81期第5页。(12)《中国抗战的严重时机和目前任务》，发表在1940年5月30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108期第1-7页。(13)《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的斗争》(12)，发表在1941年7月31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133期第5-8页。 从以上概述可以看出，在《解放》周刊发行的四年零四个月中，周恩来1937年发表文章1篇，1938年发表文章7篇，1939年发表文章3篇，1940年发表文章1篇，1941年发表文章1篇。据考证，上述文章的多数最早发表在《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及《新中华报》等报刊上。 二、13篇文献所蕴含的主要思想 从发文数量上看，不用说与周恩来浩瀚的全部著作相比，就是同抗日战争时期甚至同《解放》周刊存在的1937年4月24日-1941年8月31日时期周恩来发表的全部著作相比，前述13篇文献简直是沧海之一粟。尽管如此，从文献本身看，其所阐述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思想是极其深刻的，至今读来给人启迪，促人奋进。 1.为切实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建言献策 如何正确认识抗日与民主的关系是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思考的重大问题之一，并且在党内一度出现分歧。1936年末，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国共合作并率领全民族抗战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伟大转折。无论从抗日战争最终胜利着眼，还是从中国现代化进程考虑，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都是必然和首要选择。所以在1937年国民党筹备国民大会之际，周恩来就在同年5月1日出版的《解放》周刊上发表了《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一文，集中阐述对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思考，并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提出自己的意见。 第一，关于民主化的目标。周恩来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十年来中国统治阶级与革命的民众之间的长期战争是停止了，现在正将进入中国政治历史新的一页，即在民主统一的基础上，巩固国内团结，加速准备抗战的一页。根据民主主义的根基，来召集国民大会，则将是这一页新历史的起首”(13)。这样，周恩来就开宗明义提出了“民主统一”这一民主化的目标。根据这一总目标，周恩来提出四个“具体目标”：应该是国民党放弃一党统治的开始，应该是各省在民主政治下坚固的团结与统一的开始，应该是人民自己起来积极参加政治的开始，应该是各党各派真诚合作一致抗日的开始。根据这样一个“总目标”和四个“应该是”的“具体目标”，周恩来又提出国民大会的任务，它“不仅应该讨论和通过国家的民主宪法，给全民族以真正民主自由的权利，使中华民国真正成为各民族自由联合的民主共和国，并且应该选出民主的中央政府，通过抗日的民族统一纲领，发动对日抗战，以代表全民族的统一意志。”(14)周恩来认为，民主选举的国民代表大会，应该是全国真诚爱国的人民心坎中所希望的。他批评过去国民政府颁布的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根本“无所谓民主”(15)可言，更是无法达到民主化任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