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实践中，毛泽东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为主线的思想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在党的工作全局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毛泽东无疑是这一理论的主要创建者与实践者，深入考察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系统阐述，对于科学诠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的历史，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从思想政治工作入手解决具体化问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问题，有其萌生的历史前提、发展的客观环境与深化的必要条件，概言之，即中国革命客观的、具体的与现实的需要。1931年9月18日，侵华日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救亡成为时代主题，中国全民族的抗战进一步发展。关于抗战全面爆发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究竟如何，长期以来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但对其理论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一主线的探讨却并不多见。 1937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告全党同志书》中就对此作了专门阐述：中国革命特殊的具体的环境，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与变化多样性，这就要求全党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进而提出适应于中国革命需要的主张、策略与口号。文章强调：“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原则必须使之具体化，成为具体行动的指南针。”在此，中国共产党已经将马克思主义具体化问题提到了历史高度，认为能否正确、科学与妥当地解决这一问题，决定了“此次大革命能否胜利的命运，每一错误常能给革命以损失。大的错误可引到革命的失败”。概言之，中国共产党已经将马克思主义具体化问题的解决与否视为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①。 马克思主义具体化问题的解决，必须建立在对党员干部教育和改造的基础之上。对于这一点，中共的认识是非常清晰的。在1937年5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教育和改造广大党员干部的要求，并将“干部问题”视为解决具体化问题的行动目标。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进行伟大的抗战，离不开成千上万的干部，这些干部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他们“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②。换言之，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使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解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问题齐头并进，才能造就在困难中毫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国家、为民族、为党而工作的干部，才能确保中国革命和抗战事业取得成功。 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毛泽东对如何从思想政治工作入手解决具体化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筑成抵抗日本侵略的坚固长城。13日，毛泽东在出席延安共产党员与机关工作人员紧急会议时，号召大家要做好一切准备，随时向抗日前线出发。为了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心转移到抗战宣传与教育上来，毛泽东不仅决定在红军大学增加抗日课程，还在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设立政治部，以加强对部队官兵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和指导。15日，毛泽东向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等致电，进一步提出修改红军政治工作的决定，强调新阶段红军的政治工作是“为着直接对日抗战的政治工作”③。 为了确保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开展，亟须制定正确的方针和内容，明确根本目的和任务。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作出《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方针、内容与目的作了明确规定，要求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进行民族的与阶级的教育”，提倡对“时事问题”与“具体策略”作深入的讨论，反对“条文化”“公式化”与呆板的死记硬背的方法，并强调加强党内马列主义教育、提高指战员政治文化水平与造就大批适应抗战需要的新干部是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④。 在抗战全面爆发的新形势下，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向社会各界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广泛发动党员干部、部队官兵和全国各族人民奋起抗日。为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明确提出，适当地调整国内与国际、现实与可能的矛盾，使之适合于“团结抗日的总任务”⑤。党在全面抗战时期任务的提出，直接推导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而实现团结抗战的“具体目标”与“具体地解决问题”，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需要，同时也为形成这一转化的理论成果奠定了必要基础。 二、以理论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围绕抗战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和抗战的客观实际出发，分别于1937年7月、8月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部反映其思想政治理论不断成熟的著作。其中，《实践论》是用阐发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来纠正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错误，《矛盾论》则是用阐发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来克服党内存在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两者为形成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直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进程。而在1938年的《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即《论新阶段》)一文中，毛泽东从抗日战争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出发，结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需要，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理论，并就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作了理论上的阐发，显示了毛泽东思想关于政治工作理论的逐渐成熟，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