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与张弼士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郑观应在辑《张弼士君生平事略》的序言中说：“官（观）应与张公弼士旧交也，兰谊也，亦道侣也。”[①]可见，他们之间关系之密切。本文拟将他们在经济思想与实业经营管理方面的异同之处作初步探讨。 （一） 郑观应与张弼士在其经济思想和实业经营管理上的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诸端： 第一、富强救国是其兴办实业的指导思想 1840年后，中国成为外国资本主义角逐的场所。广东为最早被资本主义强迫开放的地区之一。郑观应与张弼士均祖籍广东，一在香山县，一在大浦县。他们家境又都不甚富裕，郑观应由于家贫，在他17岁那年来到上海，先跟其叔父郑廷江学生意，后至宝顺洋行做买办，间学英文。张弼士也是在其家庭生活无法维持的情况下，出走印度尼西亚的巴城（今雅加达）。在南洋，张弼士开始找不到事干，经多方奔走，才得以到华侨纸行当杂工。不久，进入竹器店当学徒。因他办事勤快，得到老板的器重。当他有了立身之地，便下决心：“大丈夫不能以文学致身通显扬名显亲，亦当破万里浪，建树遐方，创兴实业，为外国华侨生色，为祖国人种增辉。”[②] 19世纪60年代的上海，已经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重要地区。外国洋行、银行和轮船公司等在那里不断兴办起来。在外国洋行做买办的郑观应，因中国财富大量外流而深感焦虑。他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留心于生意，逐渐学会理财，为以后经办实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80年代，虽已充任买办的郑观应，开始参与经办中国人的实业。他先供职于上海机器织布局。1882年，李鸿章札委郑观应为轮船招商局帮办。当时，太古轮船公司总经理冷土亦怕郑观应被招商局拉走，急忙加以笼络，暗示他如在公司职守20年，允准给半薪善老，但他最终决定放弃太古而就招商局。在郑观应于轮船招商局任职时，即多方考虑中国人的利益。他认为：“各船驾驶渐用华人，免为外人挟制，又免补洋人工资，金镑汇水，节省不少。”[③] 在参与实业经办中，郑观应提出“商战对商战”的主张。他呼吁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指出撤去海关洋人，裁撤厘金，加征关税，以此来保证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还主张“以工翼商”，发展机器制造业，开采矿业，举办近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农业生产，开办银行等。他认定，所有这一切，都是振兴实业，进行“商战”的根本，只有办好这些企业，才得以富国强兵，与外国侵略者抗衡。 20世纪初，在中国人民收回利权运动中，尤其是收回粤汉铁路的斗争中，郑观应极力揭露美国侵略者的罪恶行径。他指出：“今粤汉路工程权为总工程司。各洋工程司等在广东辄以势欺压乡民，往往滋事。枪毙之案，层见叠出。……今桥梁往往改阔为狭，改高作低，地当孔道及有坟墓之处被其筑路泥工填塞。屡经局员绅士代求修复，彼此推岩，异日即置之不理。所有被坏之青苗及拆屋之补费，不能照公道估给，其虐待我华人如此，不知视我国为何物！”[④]因此，他主张对那些开枪伤毙工人的洋匠，宜按西例惩办，才能“服人心而昭儆戒”，使洋匠不敢“肆无忌惮，滋生事端。”郑观应还悲愤地写道：“铁路瓜分界，群雄诈力施。利权非我握，侵蚀有谁知。”[⑤]这种强烈的爱国情怀，正是郑观应“富强救国”实业思想的具体体现。 张弼士自1886年在印尼开设裕和垦殖公司，旋继创办裕兴轮船公司。在他创办实业获利后，就竭尽全力在国内投资设厂，1892年于烟台创办张裕酿酒公司最为典型。张弼士在南洋经办实业成功，名气大增，当地政府要为他授官时，他激动地表示：“吾华人当为国效力！”惋词予以拒绝。无疑，他所以不做外国的官，还是出于为国家和民族的考虑，这在当时是非常可贵的爱国风范。 第二、郑观应与张弼士在实业活动中得到李鸿章和盛宣怀的关注和支持 众所周知，19世纪80至90年代，郑观应主持上海机器织布局和轮船招商局时，得到李鸿章的委任。张弼士举办张裕酿酒公司时受到山东登莱青道盛宣怀的青睐，由盛宣怀帮他转呈直隶总督李鸿章，才得以批准开办。1897年，张弼士得到李鸿章的保荐，参与中国通商银行的筹办，出任银行总董。中国近代企业是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情况下创办起来的。这些企业，如果没有拥有实权的官员的支持和帮助，是难以生存和发展的。郑观应和张弼士在实业活动中，正是借助于官府要人的力量，才得以兴办和发展。张裕酿酒公司获准专利30年，免税3年的优待。诚如是，企业享受了一些优待条例，才能节省产品的成本，提高与洋货竞争的能力。 第三、注重教育 郑观应在1909年说：“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⑥]这是他积50年举办实业的经验总结。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郑观应愈来愈感到教育与工商实业的关系密切。早在《盛世危言》中，他就强调：“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⑦]郑观应把学校教育列在《盛世危言》的第二篇。他认为人才的优秀在于教育，成为优秀的人才方能创办更好的事业，这其中自然包括实业活动。郑观应在总办汉阳铁厂期间，为培养中国自己的人才，他设计了一种学习理论和实际操作相结合的学堂。即在厂中设立一大学堂，招收的学生，“上午读书，下午入厂学习机器，可即手以指授”的学习方法，能做到事半功倍。数年之后，汉阳铁厂必能“成材济济”，非但本厂“无藉外募，即各处局厂亦可随时调用。”[⑧]因此，郑观应制定章程6条，其中规定，开始创办招收学生40名，以20名学熔炼，20名学机器”。“俟有成效，再行扩充，并添设矿务学堂。”[⑨]这种教育与实践活动紧密相结合的教育方法，确为一种切实可行的育才途径。 张弼士在创办实业活动中，也比较关注教育事业的发展。当他任职清廷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槟榔屿管学大臣时，曾在槟榔屿捐赠8万元，创办中华学校，成为当地最早的中文学校。晚年还遗言捐助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修建校舍楼。[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