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开埠后，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大港和工商业、金融中心城市，毗邻的苏南浙北农村经济受此促动，发生结构性的深刻变化。上海的内外贸易和城市经济，推动了苏南浙北农副业的发展，促使棉花、蚕桑、蔬菜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明显扩大，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并相应形成几个生产相对集中的产区；与此同时，原先面向国内市场以丝、棉织造为主的农村传统手工业的生产、经营发生剧烈变动，呈现转向国际市场、附丽于进出口贸易的新趋向。这些变化反映了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型的历史进程，体现了近代都市和周边农村互动的双向经济关系。 上海在1843年开埠后，以其地理、经济等综合优势，很快取代广州，跃居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并发展成为中国举足轻重的经济中心城市，毗邻上海的苏南浙北农村经济受此促动，发生结构性的深刻变化，并因此保持了在全国农业经济中的领先地位，加快了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型的进程，是当今这一地区继续走在全国农村经济发展前列的历史底蕴，总结其中的动因、历程和影响，可为当前的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历史启示。 地处上海周边的苏南浙北农村，包容清镇江府、常州府、苏州府、松江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和太仓州，与上海之间经由蛛网般的内河水道直接沟通，是江浙两省经济重心之所在，自然环境、地理条件亦很相近，“苏、松邻壤，东接嘉、湖，西连常、镇，相去不出三四百里，其间年岁丰欠、雨旸旱溢、地方物产、人工勤惰皆相等也；”同时也是全国范围内发达地区，“以苏、松、常、镇、杭、嘉、湖、太仓推之，约其土地无有一省之多，而计其赋税实当天下之半，是以七郡一州之赋税，为国家之根本也。”[①a]近代上海的崛起，既得力于这一雄厚的物质基础，也给这些地区农村经济变迁带来多方面的巨大影响。 一、经济作物的扩展 上海开埠后，经由上海港进出的繁盛的对外贸易和国内埠际贸易，直接刺激了苏南浙北农副业的发展，棉花、蚕桑、蔬菜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明显扩展，由于地理位置、土壤特性及原有基础等的差异，这种发展又带有较鲜明的地域分布特征。 （一）临江近海的棉花产区 明清以来，长江口两岸的高亢、沙土地带，因土壤的特性，棉花种植已很普遍，“松江府太仓州、海门厅、通州并所属之各县逼近海滨，率以沙涨之地宜种棉花，是以种花者多而种稻者少，每年口食全赖客商贩运，以致粮价常贵，无所底止。”[①b]上海开埠后，受原棉出口需求的刺激，这一地区的棉花种植在原有基础上又有明显扩大。《上海乡土志》载：“吾邑棉花一项，售与外洋，为数甚巨。”1870年代中叶，“上（海）、南（汇）两邑以及浦东西均栽种棉花，禾稻仅十中之二。”松江县，“改禾种（棉）花者比比焉。”[②b]这一时期经由上海港周转的国内米谷运销量的持续增长[③b]，无疑也有利于植棉业的扩展。这种扩展，在长江口两岸原先相对荒僻的近海地带尤为显著。地处东海边的南汇县，原有不少江海泥沙冲积而成的浅滩荒地，这时已都栽种了棉花，“产数约三十三万包有奇，每包计七十斤，四乡踏户皆挑运至沪，为数甚巨。”由于这里系由“海滩垦熟，地质腴松，棉花朵大衣厚，”销路畅旺，该县的棉花交易中心市场，因此也从周浦向东推移到了近海的大团[④b]。在长江口北岸的通州地区，植棉业的发展同样引人注目。地方史料载：“棉花为通属出产一大宗，大布之名尤驰四远，自昔商旅联樯，南北奔凑，岁售银百数十万。咸同以来增开五口互市通利，西人又购我华棉，与美棉、印棉掺用，出布甚佳，而吾通之花市日益盛，岁会棉值增至数百万。”传统产区的棉花生产更是有增无减，1863年受国际市场供求关系影响，出口原棉价格陡涨，“松江、太仓一府一州各县各乡大小花行来申抛盘货三四十万包”，连同其他府县的供货，“统计不下百万包。”这种受出口需求推动呈现的发展势头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初年，且地域特征鲜明，“其地脉东西自浦东起，西北及常熟，更越长江亘通州，其面积之大，实不愧为大国物产领域。”在这一区域里，“到处产出棉花，此等产出棉花地之名，常著闻于当业者之间。”[⑤b]《1902年至1911年海关十年报告》称“目前专用于棉花耕作的面积大为增加，从而使这一作物近年来的重要性愈来愈大了。”截止1912年的统计，“上海棉田约占全部可耕田的百分之六十，目前江苏东南地区年产原棉估计约为二十万吨，对世界市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产地。”[⑥b] （二）太湖沿岸等蚕桑产区 太湖沿岸和杭嘉湖平原，素来是著名的蚕桑产区。但受对外通商限制的阻碍，只能以内销为主，外销比重甚微，嘉道年间每年出口约一万担，“蚕业终不大兴。”原因之一，受广州一口通商禁令的束缚，江浙生丝出口须长途搬运至广州，行程约三千五百华里，历时近百天：由产区运粤之路程，较之运沪遥至十倍，而运费之增益及利息之损失等”据统计约增成本35%—40%之多[⑦b]。上海开埠后，江浙地区所产生丝纷纷就近转由上海港输出，蚕桑业的发展因此得到有力的推动。在浙江湖州，“湖丝出洋，其始运至广东，其继运至上海销售。”当地著名的辑里丝，“在海通以前，销路限于国内，仅供织绸之用，即今日所谓之用户丝，其行销范围既小，营业不盛。”自上海开埠，“辑里丝乃运沪直接销与洋行，实开正式与外商交易之端。”[⑧b]声名因此远播，产销趋于鼎盛，蚕事乍毕丝事起，乡农卖丝争赴市，“小贾收买交大贾，大贾载入申江界，申江鬼国正通商，繁华富丽压苏杭。番舶来银百万计，中国商人皆若狂。今年买经更陆续，农人纺经十之六。遂使家家置纺车，无复有心种菽粟。”[①c]这种产销两旺的情景，在太湖沿岸和杭嘉湖平原相当普遍。经由上海港的生丝出口通达顺畅，蚕农获利相应增加，“每年蚕忙不过四十天，而亦可抵农田一岁所入之数，”植桑饲蚕者因而更多。江苏吴县，“初仅吴县属香山、光福等处有之，通商以来丝、茶为出口大宗，人人皆知其利，长洲县所辖之西北境凡与无锡、金匮接壤者，遍地植桑治蚕。”[②c]浙江长兴县，乾嘉之际蚕业不旺，上海开埠后，出口销路辟通，蚕业遂盛，成为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岁入百万计”。作为生丝出口初级市场的交易活动十分兴旺，南浔镇“其丝行有招接广东商人及载往上海与夷商交易者，曰广行，亦曰客行。专买乡丝者曰乡丝行，买丝选经者曰丝行，另有小行买之以饷大行曰划庄，更有如乡丝代为之售，稍抽微利，曰小领头，俗呼曰白拉主人，镇人大半衣食于此。”[③c]菱湖镇，“小满后新丝市最盛，列肆喧阗，衢路拥塞。”乌青镇，“各乡所产细丝一名运丝均由震泽经行向木镇丝行抄取，发车户成经，转售上海洋庄，名曰辑里经。”[④c] 1860年代中叶太平天国战事平息，面对残破的农村经济，受上海港生丝大量出口的吸引，蚕桑产区又有新的扩展。湖州府，“向时山乡多野桑，近亦多栽家桑矣。”安吉县，“迩来山乡亦皆栽桑。”平湖县，“向时邑人治丝者尚少，今则栽桑遍野，比户育蚕，其利甚大。”[⑤c]在苏南地区，蚕桑产区则由太湖沿岸向西和向北伸展。昆山县，“旧时邑鲜务蚕桑，妇女间有蓄之，”这时“邑民植桑饲蚕，不妨农事，成为恒业。”常熟，“近年西乡讲求蚕业，桑田顿盛，所栽桑秧均购之浙江。”[⑥c]无锡、金匮两县，以往“饲蚕之家不多”，此时，“荒田隙地尽栽桑树，由是饲蚕者日多一日，而出丝者亦年盛一年。”这些地区的生丝产量，逐渐超过苏南地区原有的蚕桑产区。1880年6月21日《申报》载：“近来苏地新丝转不如金、锡之多，而丝之销场亦不如金、锡之旺，故日来苏地丝价虽互有涨落，而价目尚无定准。”常州和宜兴，“过去产丝几乎等于零，而今年（1880）生丝的总产量估计为六十万两，价值九万海关两。”溧阳县，以往最多时年产生丝约260余万两，1880年已增至500万两，约值75万海关两，其中约80%经上海港输出国外[⑦c]。苏南地区蚕丝生产规模的扩大引人注目，1896年张之洞奏称“苏、常蚕桑之利近十年来日渐加多，渐可与浙相埒。”次年去实地游历的外国人目击“自上海至苏州有江，江岸多有桑园点缀；自苏州至无锡亦江行，江之两岸一望无际皆桑也。”所到之处附近村落，“每村或三十户至五十户，家家育蚕，不问男女皆从此业。”[⑧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