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7)02-0113-16 一 世俗转型与清末民初的政治危机 政治正当性(political legitimacy)是一个历史性和脉络性的概念，不同的生活形态、政治背景和文化传统，对此有着各自不同的定义。在古代政治当中，政治正当性倾向于强调，一个政治制度之所以正当，是因为它符合某种外在于人的“客观规范”。因此，上帝的意志或天意、古老习俗、“君权神授”和自然法理论，成为论证政治秩序正当性的来源。启蒙运动以来，随着人类生而自由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旧的政治权威开始失落。人们逐渐认为，没有人拥有天生或自然命定的权威来实行统治。既然所有类型的政治制度都不是“自然之物”而是人为设计的产物，那么，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开始逐渐凸显其“主观面相”，也就是世俗社会中每一被统治者的意志(will)表达。①正如18世纪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卢梭所言：“既然任何人对于自己的同类都没有任何天然的权威，既然权力并不能产生任何权利，于是便只剩下来约定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②换言之，被统治者的意志，转而成为证成(justify)现代政治正当性的理据。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清末民初历史脉络下的近代中国，同样面临着因世界观瓦解而带来的政治正当性危机。中国传统的政治秩序奠基于一套以“天理”为中心的世界观。在“天理”的统摄之下，自我、国家与社会，共同构建起一个统一的、有意义的价值世界。③依托这一超越价值，中国人“不仅能按照时空来构思宇宙世界并找到身在其间的位置，而且能使人生具有一种来龙去脉的意识”④。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里，正是因为这一具有超越价值的象征性秩序的存在，使得中国人摆脱了认知上的矛盾和价值取向上的迷惘，也让统合政治与道德权威的“普世王权”(universal kingship)，扮演着整合政治秩序与心灵秩序的枢纽角色。 然而，到了19世纪中后期，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肆意扩张，特别是近代中国在一系列对外战争中的屈辱性溃败，中国人开始面对一个“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⑤在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政治秩序的结构性危机开始集中爆发。⑥“中西交冲”的历史情境，使得传统的“天下”想象，逐渐被现实世界的“万国”格局所取代。现代科学知识的勃兴与进化论、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现代社会政治思想的广泛传播，进一步瓦解了作为超越价值来源的“天理”世界观。代之而起的是一个由因果关系支配的、机械论的“公理”世界观。⑦从此，支配中国的社会规范、知识体系、道德伦理的正当性，将不再来自某种“不证自明”的道德(或宗教)超越价值，而需要借助“科学公理”，通过人们的理性行为予以认可。这一历史过程，正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也是前现代社会走向世俗化的重要标志。⑧ 显然，在“公理”世界观的支配下，人们对于理想政治秩序的接纳与服从，亟须另辟具有正当化功能的源头。⑨因此，面对传统政治权威的瓦解，现代国家政治正当性议题，亦随之演变成为一个“大破大立”的开放性议题。一方面，基于现代情境产生的各种新的价值观念与利益诉求，需要人们对旧有政治正当性予以彻底“证否”；另一方面，在价值观念多元分歧的历史情境之下，又需要人们对理想政治正当性予以合理“证成”。因此，在清末民初舆论界、知识界关于国家政治正当性诸多论述此消彼长的语境之下，政治正当性的证成过程实际上也意味着，国家成员如何基于“国家目的”，对多元理据与复杂情势进行抉择、批判与反思，进而凝聚起新的政治认同。⑩ 大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前，学术界对于李大钊的研究，因大多将其视为中共“党史人物”，故较多将关切的焦点集中于李大钊如何“接受马克思主义”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90年代至今，学界对于李大钊的思想研究，无论在史料开掘、议题选择还是论述方式上，均有较大拓展，也产生了一批较有影响的学术成果。(11)本文尝试在李大钊思想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回溯民国初年李大钊的心路历程，以其思想演变的内在脉络(inner logic)为讨论重点，分析其在1910年代末接纳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前，对于理想政治秩序的复杂构想与价值抉择。简言之，一方面，曾经深刻影响晚清知识分子政治变革的“心力”观念，在民国初年李大钊的思想中，演变成为意涵更为丰富的“民彝”观念。这说明在清末民初超越价值瓦解的世俗化进程中，作为力倡共和秩序的重要人物，李大钊并未放弃对宪政法理背后精神价值的追寻。另一方面，“民彝”观念沟通了李大钊对于东西方政治思想的多重理解，也协助他接纳、调和并改造宪政、民主、文明、社会主义等政治理念，进而证成其心目中理想政治秩序的正当性。在五四后期联翩而至的苏俄革命、巴黎和会、五四学生运动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刺激下，李大钊关于政治正当性的思考与实践，亦进一步形塑了他在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和未来理想社会的独特认知。 二 清末民初的“心力”论述与政治变革 从世界范围来看，“世俗转型”是一个现代性事件。它的直接后果是带来了个人主体性的解放。借用奥克肖特的说法，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类似近代欧洲从“共同体道德”向“个体道德”的大转变。(12)在传统中国社会，强调个人的地位、权利、义务取决于共同体的惯例和道德标准，人与人之间共享着源自超越世界的道德价值和伦理关系。加之古代中国并没有西方自然法的传统，与之相似的是一个源自天命、天道与天理的超越宇宙观。这使得传统中国对于政治正当性的理解，往往是以一种“隐而不现”的内在超越的方式存在。因此，内在超越预设了“心”为天与人之间的唯一中介，使得中国人认定价值之源虽出于“天”，而实现则落实在心性之中，所以对于“天”往往存而不论，只肯定人性之中具有善根即可。(13)既然超越世界的“天道”需要通过现实社会的人心和民意得以表达，传统中国的政治正当性，也需要借助现实社会的人心和民意，获得自身的超越品格。(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