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 [文章编号]1002-3054(2017)04-0049-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262/j.bjsshkxy.bjshkx.170405 新中国建立以来，醒狮派的研究得到了学界许多学者的关注。但具体来说，及至改革开放初期，醒狮派研究仍处于学界相对边缘的位置，相关研究多聚焦于醒狮派的阶级性质和根源、醒狮派在大革命期间的活动及早期共产党人对醒狮派的揭露和批判。①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醒狮派思想的研究更加全面，视角也更加丰富。②在醒狮派与共产党人的关系方面，部分学者将醒狮派放置在与国民党、共产党三党互动关系中，不再将醒狮派与后两者的对立视为“革命”与“反革命”之争。③不过，对醒狮派与共产党人的争论及这一争论思想的内涵和时代意义，目前尚缺乏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 一、历史叙事中的醒狮派与共产党人的争论 “醒狮派”作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宣传国家主义理论的一个政治派别，其源起是1923年左右在法国成立的中国青年党，对外号称为“国家主义青年团”，发起人员多为五四时期创建的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后来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该党主要代表人物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以其创办的《醒狮》周报作为机关报，并由左舜生担任总经理，对外与《孤军社》《商报》负责人陈布雷、萨孟武、陶希圣、何公敢等相互唱和，互为犄角。醒狮派其他代表人物还有陈启天、余家菊等。作为在民国时期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政治派别，醒狮派在当时中国“对外不能独立，对内不能统一”④(P145)的情况之下，“闻鸡起舞”“中流击楫”“揽辔澄清”，⑤(P58-59)表现出了难得的爱国热情。他们旨在树立“国性”，视国家为超越于个人的有人格性的实体，力图唤醒国民对于国家的自觉和爱国心以挽救民族危亡。该团体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成立了遍布国内外的30多个分支机构，大有与国共两党鼎足而立之势，号称“全国第三大党”，并一度成为二三十年代思想论争的重要参与者。然而，大革命之后醒狮派的势力却迅速衰减，个中缘由值得深刻反思。 按照通常的历史叙事，救亡与启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双重变奏，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一度救亡压倒了启蒙。按照救亡和启蒙的逻辑，醒狮派这样一个爱国社团及其发行的报纸《醒狮》周刊，通过鼓吹国家主义思潮，突出地反映了救亡图存这一所谓“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然而醒狮派在风云涌动的近代历史上似乎只是昙花一现，国家主义思潮似乎也只是一个匆匆过客。在这种历史视角之下，不论是对于北伐胜利之后接管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政府而言，还是对于1949年取得革命胜利的共产党而言，醒狮派在20世纪20年代的大革命中都可以说是一个失败者。 醒狮派在与最主要的论争对手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争论之中并没有占到上风，甚至在醒狮派衰落之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还对于国家主义做了这样一个断定：国家主义是欧战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潮流高涨所激起的一种极反动的思想”，⑥(P248-249)国家主义派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民族运动的死敌”，“干反革命事业的大集合”，“是最反动势力的结晶”。⑦(P51)醒狮派以唤醒中国为己任：“欲把醒狮齐唤醒，且听尼山木铎声。”⑧(P9)然而一个鼓吹国家主义的团体，竟然在后来的历史叙事中被贴上与自己主旨相悖的标签，这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与醒狮派不同，在历史叙事中，以早期共产党人为代表的革命派形象则更为正面。在大革命期间与醒狮派进行争论的共产党人有萧楚女、恽代英、郑超麟、张闻天等，借助《向导》周刊及《中国青年》等平台发声。在后来的历史叙事中，早期共产党人对醒狮派的批评被肯定，如有学者就认为：“经过共产党的揭露和批判，醒狮派的丑态毕露。”⑨(P109)而醒狮派在国共北伐之后的衰落则被解读为：“共产党人的揭露”—“青年、群众觉醒”—“醒狮派衰落”这样一个典型思想史的叙述。即醒狮派影响力的削弱，在很大程度上被归因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其思想实质的揭露和批判，借助共产党人的宣传和争取，青年群众得以认清醒狮派的“反动面目”，故而醒狮派的影响日益缩小，终于在1926年下半年后声势一落千丈，并呈现出土崩瓦解之势。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早期共产党人被视为革命和进步的代表，早期共产党人对醒狮派的批评被学界作为一种研究范式而定型化。 醒狮派为什么倏忽而来，又突然衰落，这是传统的革命史叙事和所谓“救亡图存”历史叙事无法完全解释清楚的。或许通过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即新文化运动末期和大革命时期醒狮派与共产党人围绕着教育等社会改造问题的争论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通过考察大革命期间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兴起，以及醒狮派和革命派一成一败的历史现象，可以进一步追寻当时对“社会”和国家的不同理解，进而对时代中心话语的更替产生一个直观的认识。 二、“唤醒中国”与“社会行动”——从双方围绕教育的争论谈起 醒狮派与共产党人之间政治观和社会观的区别，集中体现在双方对教育之不同理解上。简而言之，醒狮派为服务救亡图存的目的，诉诸“国家主义的教育”，而恽代英、张闻天、萧楚女等共产党人则提出不同意见，并针锋相对地提出“革命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