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下半年，日本关东军不断策划内蒙和华北三省脱离南京国民政府，与此同时，国民政府所希冀的国际援助却飘渺无望。在日本外务省“直接交涉”的不断要求下，蒋介石开始重新考虑九一八事变后所一直采取的不直接交涉政策。在各种严峻形势的逼迫下，蒋介石不得不谋求与日本直接谈判①。1935年上半年，以中日“公使”正式升格为“大使”为标志，中日“亲善”达到了高潮。但5月底“河北事件”爆发，局面开始急转直下。6月底，根据所谓“何梅协定”，国民政府中央势力被迫退出华北，10月以后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不断制造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国民政府为了调整中日关系，延缓中日间的紧张情绪，争取国内统一和国防建设的时间，在1935年11月12 ~22日及12月2~7日分别召开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即五全大会) 和五届一中全会，实施政府改组。目前学界对五全大会的研究多从国内政局走向、派系团结与斗争的视角对其进行分析②。从中日关系来说，一般论著多认为此次会议是国民政府对日强硬态度转变的开始③。本文则以1935年底国民政府改组为聚焦对象，探讨国人与日本外务省、军部对其的认知差异，由此给中日关系带来的影响。 一、国民政府改组与蒋介石独掌外交权 五全大会是产生五届中央执监委员的机关，中央执监委员会，又是产生国民政府与所属各院部会的机关，而且会议中还要决定国家行政的最高原则，所以此次会议非常重要。正是如此，原本定于1933 年7月1日召集临时代表大会，以解决当时局势，后因规章手续、时局关系等多重原因，一拖再拖，终于1935年11月12日开幕。此次大会，除了在国外的胡汉民及在广东的陈济棠，因种种关系未能出席外，其余如阎锡山、冯玉祥、邹鲁、李宗仁等均到京参会。舆论认为此次大会，出席代表之盛，包罗过去各派，实开国民党团结之新纪元④。 五全大会在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召开，故而人们对此次大会中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政策格外注目。11月19日，蒋介石在五全大会四次会议上，演讲对外关系，宣布对外方针，内求自存、外求共存，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未到绝望关头绝不轻言牺牲，抱定最后牺牲决心而为和平作最大努力⑤。舆论认为此次大会，各省文武要员，大抵以代表资格出席，此等多数代表平时不接触外交，但此次到会，共同决定，会内会外都进行了详细研究。特别是广东中委对中央外交，向来不满，此次邹鲁等要员到会，参与其事。闻蒋介石之报告，不表示异议，可视为大会之决议案，到会之文武人员，精神上共同负责，此后政府施行外交，自然较过去有力⑥。因此舆论乐观预测，国民政府对日情势，在今后若无突发的障碍，似可望显露逐渐好转之曙光⑦。中国舆论呼吁日本，此刻应该正是其结纳中国人心的好时机。因为，过去中国各方面对日之认识，纷纷各异，今则因年来种种事实的教训，而渐趋一致……一般负责之当局者，及全国有识之各界，其态度皆转趋真挚。近时中国之中心思想，为愿以统一的中国国民，与日本国民，谋真正的谅解，其意深挚。更重要的是，从中国政情言，此次南京五全大会包罗之广，步调之齐，在过去为罕见，反映中国政府地位之增强。相较过去内政欠统一，对各种重要问题认识不一致，现在已大见改良。因此在过去数年中，恐以今日为最适于处理外交问题之时机。日本政策倘若重视外交常轨，则就中国而言，今日殆为政府进行外交之良机⑧。 就蒋介石个人而言，国人尤其是政敌对中央的外交不负责任，却往往以此作为攻击自己的利器，因此对于过去有责无权甚感痛苦，企图通过此次会议，获得外交全权⑨。11月19日，蒋介石在演讲外交方针时，提议请大会授权政府在不违背方针之下，应有进退伸缩之全权，以应此非常时期外交之需要⑩。全场一致起立接受，蒋介石对此颇为欣慰。在过去的外交尤其是对日外交中，外交当局虽然苦心孤诣，但仍被骂为软弱外交，甚至卖国贼。另外，蒋介石虽然不主管外交，却负有相当责任，而实际负责交涉的人，却未必事事听从蒋介石的安排和指挥。例如，蒋介石认为如果外交交涉人员按照其旨意，1935年以内将日本所要求通邮、通航等所谓某某事件一概解决，华北的形势就不会恶化到年底那样。正因为负责交涉的人说是丧权辱国，徒唱高调，不负责任，因此华北的形势才一天一天恶化(11)。根据这些经验教训，蒋介石希望在此后新政府中，自己负责实际事务之时，能够获得全权，一方面免被骂为卖国贼，另一方面在中日关系紧急关头，也可以握有实际处置全权。蒋介石的做法在国难当头下，得到了国人及舆论的一定谅解和支持，认为五全大会产生了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政府……蒋介石上台后，军政两方的领袖又合二为一，诚为一个应付国难上比较适宜的关系(12)。 12月2~7日，在五届一中全会上，改革了国民党中枢组织与人事。蒋介石采取了委曲求全的办法，由胡汉民任中常会主席，汪精卫为中政会主席，蒋介石均副之，以求党内团结。但实际上，汪精卫在11月1日开幕式上遇刺后即萌生退意，辞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之职。胡汉民因与蒋介石的矛盾，从国外归来便滞留广东，并未北上，不久后又去世。所以，蒋介石实际上拥有党内的最后决定权(13)。改组后的政府，蒋介石亲自兼任行政院长，从幕后走向台前，担负起内政、外交的实际责任。 1936年1月13日，蒋介石会见日本著名反军派政治家中野正刚，中野提出解决中日问题，必须两国实际有力之政治家有决心、能负责。蒋介石表示：在中国方面，本人即可负责，一般人以为如由本人负责，日本必特别压迫中国，无论此言之不足信即或可信，余亦无所畏惧。盖余已决心解决中日问题，余实有此抱负，个人任何牺牲，非有所顾惜，且本人认定当前实为解决中日一切问题，建立两国永久和平关系之良好时机(14)。1月25日，在日本大使馆驻华副武官矶谷廉介回国之前，蒋介石会见了矶谷廉介并坦诚相告：国民党事实上已授现政府以处理外交之全权，现在之行政院即系以此种事实为背景而组织，本人此次出任院长，即表示可负责根本调整中日两国之关系，以求黄种之共存共荣，共谋世界文明之进步，以发展我平生之愿。由此可知，顾虑政府决定外交方针之后，党方难免加以阻挠，此过去可有，而今后决无之事。因此，今日实为彻底解决中日问题千载一时之良机，就中国而论，此次余既出而负责，如果中日问题再不能解决，则以后复恐数十载或数百年皆无解决之机会矣。故余甚盼矶谷君转告贵国人士，余此次既出政府艰巨之责任，一切绝不推诿，实有彻底解决中日问题决心，中日一切问题无不可依据两国共存共荣之原则彻底解决，不但能解决，而且余且能自信凡由我负责办理之外交，必无人指为卖国。因全国国民皆能相信余为真实党国之负责者(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