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大乱，江南偏安的社会环境不仅决定了南北地区有着不同的土地制度，而且也塑造了南北地区不同的地主经济特色，即北方坞壁式地主经济和南方庄园式地主经济。探讨这一时期北方坞壁地主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特点及作用则是本文的主要内容。 一 坞壁地主经济产生于两汉时代。伴随着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土地兼并的加剧，农民起义连绵不断，社会动荡不安。豪强地主为抵御农民军的进攻，保其身家性命和财产安全，遂组织私人武装，构筑工事，把原来为国家军队用于防御设施的坞壁移植到民间，产生了豪强地主武装的同时，也使地主坞壁经济问世。关于豪强地主坞壁的最早记载见于《后汉书·酷吏传》：“清河大姓赵纲遂于县界起坞壁，缮甲兵，为所在害。”赵纲为两汉之际人。此时，正值农民大起义爆发，社会动荡，为坞壁地主经济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西汉末年，长安周围的三辅地区、洛阳周围的中原地区及河北地区是坞壁地主较多的地方。据有坞壁的豪强地主或“作营堑，以待所归”，或联合以抗刘秀，或进行小规模的封建割据。至刘秀一统天下，豪强地主的坞壁“皆平之”[①]，“营堡降者遣其渠帅谒京师，散其小民令就农桑，坏其营壁无使复聚”[②]。坞壁地主受到了沉重打击。 东汉末年，战乱为坞壁地主的迅速发展注入了强心剂。正如王仲荦先生所说：“由于中国国家形态的比较早熟，在社会制度上，氏族残余也长期严重遗留。因此秦汉以来的小农农村，他们的大众，……依然以氏族为纽带而巩固结合起来，他们是聚族以居的……通过血缘的结合关系，在坞垒堡壁之间，部勒宗姓，加以武装，或举宗而避难。”[③]这就是说，原始社会所残留的血缘氏族的凝聚力是地主坞壁经济赖以产生的基础，而社会的动荡仅是这种经济问世的助产婆。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之后继以董卓之乱，又继以各种封建军阀的混战，社会秩序大乱，在动乱的岁月中，那些据坞壁不能自卫的大姓便举宗而流移南渡，能自立的豪强地主便各自为政，修坞壁，筑垒壁，割地以为退守之计。在关中，董卓筑“万岁坞”于郿县，“积谷为三十年储。自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④]在河南，袁绍“门生宾客布于诸县，拥兵据守，（满）宠募其服从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余壁。”[⑤]许褚于“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⑥]袁术在新安（今河南渑池县东）筑“袁公坞”，曹操在湖县（今河南灵宝西）建有“曹公垒”[⑦]。杜恕“营宜阳——泉坞，因其堡垒之固大小家焉”[⑧]。在山西，常林“避地上党，依故河间太守陈延壁。陈、冯二姓，旧族冠冕。张杨利其妇女，贪其赀货，林率其宗族，为之策谋。见围六十余日，卒全壁垒。”[⑨]在河北，豪强田畴“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⑩]“少室山西有袁木固，可容十万众，一夫守隘，万夫莫当。”[(11)]在辽东，管宁避乱处，往归者“皆来就之，旬日而成邑。”[(12)]邴原在辽东，“一年中往归原居者数百家。”[(13)]这些世家大族，皆聚族而居，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的足以与战乱相抗衡的坞壁地主经济，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地主经济的特有形式。 西晋末年，北方大乱，一发而不可收。中原地区的豪强坞壁经济在战乱的刺激之下发展到了最强盛时期。一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地主坞壁遍布。如李矩“素为（平阳）乡人所爱，乃推为坞主，东屯荥阳，后移新郑，……矩招还离散，远近多附之。”[(14)]永嘉之乱时，郭默率河内怀人，“自为坞主，……流民依附者渐众。”[(15)]洛阳城陷，魏浚“屯于洛北石梁坞，……归之者甚众。”[(16)]刘遐为坞主，“遂壁于河、济之间，贼不敢逼。”[(17)]郗鉴归乡里，“举千家避难于鲁之峄山，三年间众至数万。”[(18)]苏峻亦“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山东掖县）。”[(19)]这些坞主，多为“乡人”所拥戴，实际上也是以氏族血缘纽带为基础的以地主经济为实质的拥有武装力量的豪强地主。 当然，作为统治者是绝不希望坞壁地主大量存在的。刘、石时期，已有能力君临中原的少数民族权贵，采取了攻战和诱降等办法，分化瓦解坞壁豪强。八王之乱时，匈奴贵族刘渊乘机起兵，建国号汉。随刘渊而起兵的石勒率众3万余，转战魏郡、汲郡、顿丘一带，攻下堡垒50余处，“假垒主将都尉，简强壮五万为军士，老弱安堵如故。”永嘉三年，石勒又攻下河北郡县堡垒百余处，部众发展到10余万，河北诸坞壁皆请降，送“质子”。两年后，洛阳饥困，石勒南出襄阳，攻拔长江以西坞壁30余处，屯于葛陂，“徐、兖间垒壁多送任请降，皆就拜守宰。”与此同时，刘曜“卒众四万，长驱入洛州，遂出辕并周旋梁、陈、汝、颍之间，陷垒百余……齐鲁之间，郡县垒壁降者四十余所。”[(20)]洛阳城破后，愍帝西入长安，为取得关中武装地主的支持，他不得不“以爵位悦人”，“村坞主帅，小者犹假银青将军之号。”[(21)]刘聪继刘渊为主后，石勒曾上表建议：“分命诸将攻冀州郡县”，“垒壁率多降附，运粮以输勒。”[(22)] 东晋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割据区的地主坞壁，为保持其本身势力，不得不采取南北奉迎策略。对于“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南北政权“皆听两属”[(23)]。可见，当时大量存在的豪强坞壁，既有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相矛盾的一面，又有与其相统一的一面。 整个十六国时期，北方地区战乱不止，豪强坞壁也相应而根深蒂固，灭而复生，绵延不断。前燕时，“幽、冀之人，……所在屯结”，司徒慕容评讨张平，“并州垒壁降者百余所，……皆复其官爵。”[(24)]关中地区，后赵时，“三辅豪杰多杀守令以应（司马）勋，凡三十余壁，众五万人。”[(25)]到前秦时，“关中堡壁三千余所，……相率结盟遣兵粮助坚”[(26)]，“三辅郡县堡壁及四山氐、羌归坚者四万余人。”直至后秦时，“西州豪族尹祥、赵曜、王钦卢、牛双、狄广、张乾等率五万余家，咸推苌为盟主。”[(23)]可见，当时关中地区坞堡的众多，分布的普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