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十年代日本学者藤井宏先生曾提出“新安商人的商业资本形成的方法”，分为共同资本、委托资本、婚姻资本、援助资本、遗产资本、官僚资本、劳动资本七种类型[①a]。后来有的研究地方商人的论著将它视为商人资本的来源[②a]，并大致按照藤井宏先生的七种类型研究地方商人的资本来源[③a]。但藤井宏先生所说的七种类型，有的是一些社会资财，而有的是商人个人经营资本的形成方法，他并不是从总体上讨论商人资本的来源，而是就商人个人经营资本而言。1996年钞晓鸿同志对陕西商人资本的研究则区分了商业资本的来源和商人个人经营资本的来源，他认为，就商业资本的原始来源而言，商业资本的积累形成有经济来源和非经济来源（权力）二种，而各个商人的“资本具体来源或者组成”他分为六类：节衣缩食、合股集资、亲族资助、学徒收入、小商贩积累、借贷而来[④a]。商人资本亦称商业资本，是在流通领域中发生作用的职能资本，它是社会总资财的一种，考察其来源，应当从总体上考察有哪些其它社会资财流向商人资本，而不是看商人个人经营资本的形成途径、方式或形式。1983年李瑚先生提出：“清初商人的资本来源，大约有三个途径”，一是由政府出资；二是官僚出资，或商人向官僚借资经营；三是由地主出资，或商人向地主借资经营，商人资本的来源，多数是从地租转化的[⑤a]。1985年罗一星先生提出：佛山商人资本的来源有手工业者出售产品积累一定的货币财富、地租转化、官宦之财、借贷（对象有宗族大户和银铺）、外来富户之资几种[⑥a]。李、罗二位先生都考察了一些社会资财成为商人本的来源，但商人资本的来源不止他们所说的几种。这里试在前人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考察。 二 清代流入商人资本的社会资财非常广泛，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劳动收入，指劳动者的各种劳动收入，其中又包括以下几类： 1、农业劳动收入。如山西晋北盛产胡麻，“秋后收卖，载以船筏，顺流而下，乡人业其利者”，榨汁为油，其渣可饲牛肥田，“故业农者多开油店，此商贾之业与农事相表里也”[①b]，这种“开油店”的“业农者”应有以劳动收获从事开店的小农；夏县“民俗赴末者众，每新谷登场，量存一家口食，余即粜卖，以作资本，外出贸易”[②b]；湖南宁远农民“蚤禾立秋前获，晚禾立秋后获，晨打谷，暮堆草，及冬或收碱为来岁计，或贸易为糊口计”[③b]。清代农民是商人的主要构成，济南“贫者任犁锄，间亦负贩自给”[④b]，清河“小农去而贾”[⑤b]，这些“贫者”、“小农”的经商资本，除有借贷外，应有他自己的劳动收入。直隶滦州梁世杰与其兄弟原揽种蒙古旗地，后“回到本籍，做了几年买卖”[⑥b]；山西永济刘向楠“幼业农，继以业商致富”[⑦b]；徽州张明礼与弟元、亨“服田之暇，远贸易于上洋”[⑧b]；湖北永清县王兴邦“家世业农”，他“厌弃农业，去而学贾”[⑨b]；南海劳氏“农事传家，非一世矣”，至劳联芳“始变农之贾”[⑩b]；四川云阳裴超凤“初力农，后以盐起”，彭自圭“佣作居积，渐事农商”，侯银泰“耕稼自食，兼及懋迁”[(11)b]。这些农民经商，其资本来源的全部或一部分是其农业劳动收入。湖南临湘曾毓琏康熙末随父兴韩到四川云阳，日为人佣，夜开荒种瓜，瓜实“积数年至十余石，运湘货之，复买土物来蜀，皆得高价。懋迁逾一纪，获利转丰”[(12)b]，曾氏父子是将收获的庄稼直接作资本投入商业经营。绍兴陈天隐祖、父均为佃农，他不愿为农，“私粜”其父准备交租的稻谷，曰：“某货可居”，“旬日间，获利数倍。父奇之，听其居积。不十年，富甲一乡”[(13)b]，陈天隐是将庄稼变卖所得货币作为经商资本的。 2、手工业劳动收入。如上海陈元锦“寡嫂王以织纴资四十缗授元锦助公需，元锦为权子母，四十载得五百缗”[(14)b]；陕西孙镇“尝学为贾，而如贾三倍弗识也，往往子拙母亏”，其妻“每以织佐之”[(15)b]；山西永济有黄氏夫亡守节，姑老子幼，家仅有茔地二亩，破屋两间，黄氏“织纺以甘旨食姑，自与子均食粗糠。及子长，出贾江南”[(16)b]，其子经商资本当亦有她的纺织收入。像这类家庭纺织收入转化为商业资本的例子是很多的。四川云阳有向节妇，其“家骤落”，夫亦客死，“节母工刺绣，一针十指，自食其力，躬为人佣，以衣哺其子女余二十年”，后又“设药肆”[(17)b]，她开药店的资本当有出于“一针十指”的。慈溪沈周行“少时尝失业家居，母施持门户，集邻媪，出纺丝成织贝之会[邀会]，得布若干丈，命周行出贸山县”[①c]，这是直接以手工业产品作为经商资本了。有些手工业劳动者从事商业活动，其资本无疑有来自手工业劳动收入的。上海王文瑞、文源兄弟幼习索陶，“比长聚所绞索为肆”，“至业稍裕，贩渤海、辽沈间，多亿中，家累巨万”[②c]；镇海李也亭原在上海南市曹德大糟坊当学徒，后到沙船上工作，“开始时仅以少数钱带货物，由带货而投资，积资渐多遂独资开设久大沙船字号”[③c]，他们都是由手工业劳动者逐渐积累、发展成为大沙船商的，最初的经商资本应有来自索陶、做糟坊学徒的收入的。 3、商业劳动收入，即充当掌柜、伙计、学徒等商业劳动者，为他人经商所得的收入。一些商业劳动者在为他人经商几年后，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资金，往往自己独立经商，他们的经商资本有来自商业劳动收入的。如无锡戴叟少贫，“既壮，佣于大贾，十年中累百金，又自贸易”[④c]；嘉兴朱某“先在云间作伙伴，……后至新仓开张南货铺”[⑤c]；广东十三行之一天宝行创始人梁经国原为冯氏洋行伙伴，后充当司事，梁经国“尺累寸积”，至嘉庆十三年（1808）自创天宝行[⑥c]；四川云阳丁问三“弃儒而商，始佣值无多，……久之得自主，乃益扩其业为贾区”，后又开设药店[⑦c]；晚清南浔著名买办商人刘镛，初“执业于绵绸店”，因见其师岁入仅百缗，不足以起家，“去而从事于丝肆，凡四年，靡洪靡纤，不待提谕，劈见症结，遂与同里邢氏朋资自为之”[⑧c]。这类由伙计而经商者，在徽州商人里也不乏其例。著名的两淮总商鲍志道幼时“贫甚”，“年十一即弃家习会计于鄱阳。顷之，转客金华，又客扬州之栟茶场，南游及楚，无所遇。年二十，乃之扬州佐人业盐，所佐者得公起其家。而公亦退自居积操奇赢，所进常过于所期，久之大饶，遂自占商数于淮南，不复佐人”[⑨c]，鲍志道曾长期作为商业劳动者，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验和一定的资金，才“自占商数”，成为独立商人的。又有金某，原“托迹于舅氏”，后以“宁为鸡口，无为牛后”，康熙十六年（1677）“乘时有为，创立店业”[⑩c]；胡秋浦十三岁从其父“于东邑事舅氏生理凡八载，所得俸钱实不敷用。旋辞舅氏，游于汉阳，帮贸十有五年，因得创立油业”[(11)c]，他显然是用“帮贸”收入作为资本才“因得创立油业”。有的商业劳动者虽未自己独立经商，但将所得收入存入店主铺号，成为店主的经营资本。如徽州某姓华、□、家三房合伙开设店业，除分取利润外，仍各支取俸金，雍正二、三、四（1724—1726）各年三房共将俸金177.168两存入店内[(12)c]；婺北凰胜协茂茶栈同治四年“收各本入号”账内，有“纯记”“收本年辛俸洋贰拾元”入本[(13)c]。晋商乔家包头复盛公“浮存雄厚”，其中也包括伙计在柜上存的现款，利息很低，复盛公以此作为周转资金，促进了它的经营活动[(14)c]。又如陕西渭南焦承祥在四川成都温江县开设泰和昌号放账生理，有焦承武在成都李氏帮贸，道光十四年（1834）“焦承祥念系同宗，将承武携入号内为伙，伊（焦承武）从李氏号中带过银八百两，寄存生息”[①d]，焦承武从李氏号中带过的八百两应为其帮贸收入，存入泰和昌后无疑成为它的经营资本。这一例泰和昌号从事放账生理，不一定是商业资本，但仍可说明商业劳动者的收入存入店主铺号后，成为店主的经营资本，从而成为商业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