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最后五年，也就是从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到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是世界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第一个高潮期。作为对华经济侵略重要工具的外国银行，它在中国的活动，也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银行的投资活动上升到一个非常突出的地位。它的内容包括财政借款、铁路借款和企业投资三个方面，无一不反映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代特征。 本文的论述，主要限于19世纪的最后五年。其中企业投资因与外国扩张对华贸易有直接的联系，所以适当加以追溯，以求获得全貌。 一、财政借款的扩大 外国银行投资活动的加紧，首先表现在对中国政府财政借款的增加上面，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在加强防务的名义下，先后通过英德两国银行举借几笔数额不算小的债款。先是1894年11月和1895年1月英国汇丰银行对总理衙门的1000万两规银和300万镑英金的借款，后是1895年6月德国国家银行和英国麦加利银行分别对南洋大臣张之洞的借款各100万英镑。这几笔借款折合成银两，总数达4000万两以上。其中1895年汇丰银行的300万英镑借款，折合银两1800余万，在汇丰对中国的财政借款上，这是空前的。[①a] 《马关条约》签订以后，为了对日赔款的需要，清政府又先后向俄、法、英、德四国进行过三次巨额借款，这就是1895年7月的俄法4亿法郎借款，1896年3月和1898年2月英、德两次各1600万英镑的借款。这三笔借款都是通过各自在中国的银行进行的。其中俄法借款是通过俄法财团组成的华俄道胜银行进行的，而两次英德借款，则由汇丰和德华两家银行包办。三年之中成交的三项借款，折合银两，为数达3.1亿两之巨。[②a]在中国的外债史上，这也是空前的。 这三次巨额借款，是列强争夺经济、政治权益的具体体现，也是划分势力范围高潮的先导。在这一进程中，外国银行的活动，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首先，他们都竭尽全力攫取借款的权益。沙俄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后起者，当时资力并不充裕。它修建横贯欧亚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耗费了国内大量的现金储备，不得不举借外债。[③a]这种借钱修国内铁路而出钱修国外铁路的行径，就曾受到英国人的嘲笑。[④a]但是，为了攫取4亿法郎的借款权，以取得更大的经济权益，俄国不惜硬着头皮充阔佬。它成立了一家专司贷款的华俄道胜银行，除了自己在银行中投入大量资本以外，还和法国合作，利用法国的资本，而所有对华贷款，都要由“俄主颁谕加保”[⑤a]，他人不得染指。当中国政府提出向他国分借时，得到的回答是“万办不到”[⑥a]。 同样，英德也不甘落后。当第一次英德借款甫经宣布之时，伦敦和柏林的银行家就竞相表示愿意提供三倍乃至四倍以上的约定借款。英兰银行（Bank of England）还出面保证认购债券人的本息偿付。[①b]借款偿还期限也比以前大大延长。俄法和英德第一次借款，还本期限都长达36年，这是前所未有的，而英德第二次借款，则更延长为45年。[②b]有的借款还特别规定中国政府不得加速偿还或提前一次还清，目的在于防止清政府“以债还债”即“转借俄法以偿英德”。[③b]为了争夺借款权益，各方都竭力降低借款条件：第一次英德借款，英德方面最初所提的条件为年利5%，折扣为89.5%。当中国政府以条件太苛犹豫不前之际，法国和美国的资本挤了进来。在总税务司赫德的周旋下，英国立即同意将折扣提高到94%，终于达成了这笔借款的协议。[④b]而在进行金镑与银两比价的谈判中，当汇丰要求金银比价应按当日市场汇价作有利于金镑一方下调0.025%受到中国一方的拒绝时，赫德又怂恿总理衙门暂时接受下来，将来找机会调整，把汇丰银行打扮成“会最好照顾你们”的“代理人”。[⑤b]最后为汇丰银行取得这笔贷款的权利。当然，汇丰银行也并非等闲。在英德第二次借款中，它的北京分行经理熙礼尔（E.G.Hillier）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借款的抵押中，他坚持在关税之外，还要加上苏州等七处厘金收入500万两，并“应即行派委总税务司代征”[⑥b]，开海关总税务司经营厘税征收的先例。事后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C.M.Macdonald）嘉奖说：“这次借款的成功缔结，可以说完全归功于熙礼尔先生。他表现了不倦的努力和解决困难的丰富经验，还要加上他的坚定以及在必要的时候勇于承担责任。汇丰银行有了这样维护他们利益的代表，真是非常幸福。”[①c]英国权益的满足，溢于言表。 当然沙俄政府也不会无动于衷。作为对抗的手段，道胜银行也派出了最强有力的人物，长驻北京。它的第一任北京分行经理璞科第（ДДпокотилов）就是一个打通中国宫廷内线的能手。他在北京官场的活动，使得汇丰银行的代表有时也不得不甘拜下风。这种对抗，甚至发展到搞小动作的地步。当1899年7月汇丰北京分行举行新厦落成典礼之时，在京各国都有代表出席祝贺，中国方面连李鸿章都亲临会场，而俄国代表就是不出席赏光。[②c] 除了英、德与俄、法的争夺以外，美、日、意乃至荷、比等小国也力图挤进来分享一杯羹。日本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羽毛未丰，国力还不如沙俄，更不要说和英国相比，它不但没有输出资本的能力，而且还需要国际资本市场的调济。尽管它在甲午战争以后，从中国得到大量的战争赔款，但仍然要向伦敦资本市场发行公债，为数达2500万英镑之巨。[③c]然而，与此同时，它却不放弃对中国借款权的争夺。代表日本政府的横滨正金银行，就曾经拿出相当于200万英镑的资金，争购中国的债券。[④c]不仅如此，一个正金银行满足不了自己的欲望，日本政府还利用种种借口，要求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银行[⑤c]，以便更有效地争夺中国的权益。美国在整个19世纪虽然还没有银行进入中国，但对借款的争夺，却表现相当突出，80年代的米建威计划就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例子。[⑥c]进入90年代以后，活动更加积极。在1898年一年之中，美意比等国财团都有争取借款权利的企图，荷兰公使则亲自出面要求与中国政府达成一项400万英镑的借款交易。[①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