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基础不同、国情不同、时代不同，与早期“内发型”资本主义诸国相比，中国是在艰难得多的景况下开始近代化历程的。在从“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中，中国遇到了许多特殊的矛盾和困难，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和困难，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先行者们付出了极大努力，锐意开拓创新，从而使中国的现代化渗透着浓厚的民族性，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在现代化过程中，不能一成不变地固守传统，但又不可能完全脱离传统；不能不学习世界上的先进事物，但又不可能照搬国外的一套；这，可能是中国现代化最深刻的内在矛盾。而如何对待、解决中国小农经济（传统经济的基石）与大机器工业（外来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妥善处理好上述矛盾的一个重要关键。张謇对我国经济现代化的重大贡献，正在于他发扬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和自我牺牲风骨，以过人的眼光和魄力，在解决好这个关键性难题上进行了不懈努力，为后人开辟了一条极有教益的新路。 一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堪称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它有延续数千年的农业文明和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农民。农业是中国的根基，以农立国是历代国策的根本。以家庭为单位的、精耕细作式的农业生产方式，在鸦片战争前一直是适应当时中国资源配置结构特点的、富有内在生命力的生产方式。然而，鸦片战争后，以农立国的中国被以工商立国的西方列强侵略，一败再败。国势垂危。中国该怎么办？应如何对待历史上行之有效现在却不能保家卫国的治国之道？“以农立国”是否还要坚持？以“工商立国”是否行得通？总之，中国应采取何种方策才能外御强敌，内臻富强？这在朝野上下激起了长达数十年的强烈思想冲突和政治波澜。有些人认为，坚持历来的传统办法，仍然以农为本，就是出路：“为今之计，莫若重农。”有些人主张“尽变西法”，完全效法外国，“恃商为国本”，开展“商战”。还有人认为“工”才是富强之本。 张謇，是当时能较全面地认识传统与外来先进的相互关系，既能坚持弘扬中华传统之精华，又努力汲取外来先进事物的少数精英之一。这鲜明地体现在张謇的农工商协调发展的思路之中。 张謇的农工商协调发展、共同“现代化”的思想包含了三方面内容：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是中国的根本问题，中国应坚持“以农为本”。二、固守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是远远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必须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改进之，并注意发挥传统小农的优势。三、仅靠农业自身，难以实现新变革，应形成农、工、商业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新经济格局：农业生产原料，工业加工，商业为农、工输出产品。 张謇生长在海门农村，又饱读中国历代典籍，对农业、农民问题于中国经济、社会的重要性是有足够认识的。在鸦片战争后，面对一个以农立国的中国不断被工商业为主的西方列强打败的严酷现实，张謇并没有像许多激进人物所表现的那样，只从表面现象，生吞活剥地搬取西方式的强国之术，而是深入地思考到中国的历史基础和国情。因此，张謇始终坚持“农本”观。他说：“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本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①a] 张謇的农本观具有经济、社会两方面的内涵。经济方面，即农业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这就是“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但张氏的农本观还包涵着农民问题，即农民的土地、就业和生存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这一理念。这一理念对他开发黄海盐滩起了重要作用。据刘厚生回忆，张謇曾对他谈过自己不惜千辛万苦、历经重重磨难而从事盐垦事业的原因。张謇说：“我自创办大生纱厂之后常到上海，我开始知道，上海拉洋车及推小车的人，百分之九十是海门人或崇明人。我曾调查他们生活，都很困苦，他们所以到上海谋生的原因，即是无田可种，迫而出此也。我又留心其他劳动苦力，又发现盐城、阜宁、淮安等县的乡民，多半在上海充当轮船码头装卸货物之杠棒苦力。此项苦力，除盐城、阜宁、淮安人号称江北帮之外，另外还有山东帮与之竞争，常有聚众斗殴事情，而且杠棒苦力之生活，更比洋车夫为恶劣。我就想到，通州范公堤之外海滨，直到阜宁县境，南北延长六百华里，可垦之荒田，至少有一千万亩以上。因此，我就劝两江总督办理垦荒之事”。[②a]显然，张謇是把开发淮南盐涂当作实现自己解决农民民生问题理想的一个契机的。 值得注意的是，甲午之后，张謇所说的“农”已明确含有汲取资本主义先进经验，成立农业公司，以现代科技来从事农业的设想。1897年，张謇在“农工商标本急策”中明确提出“农务亟宣振兴……久荒之地，听绅民召佃开垦，成集公司，用机器垦种”。然而张謇较那些一心学习西法诸辈高明之处在于，他清醒地意识到，中国要改变落后，绝非只凭“拿来主义”就可成功。中、西国情相差悬殊，西方先进经验不可能一成不变地适宜中土：“西人新法之与中土宜否，无从真知”。[③a]正基于这种严格而冷静的思考，张謇才将“召佃开垦”与“集公司、用机器开垦”这两类中西农业经营方式揉合在一起，作为开垦荒地的新办法一并提出。也正基于此，张謇曾多次提出在推行新式农业中，既要积极学习外来先进经验，又要发扬中国传统的优越性，如：将沿海荒滩“一律拨归农会：或试办新法，种植葡萄果木类；或仍用旧法，推广桑棉畜牧之类；或集公司，或借官款，通力合作，官民一心”。[④a]他还把以农业、农垦公司形式组织起来的大规模垦殖业称为“大农”，把以传统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称为“小农”。认为扩大农业，即开垦荒地增加种植面积，应注重大农；改良农业，即提高单位亩产，应注重小农。[⑤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