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浙江地区居住着大量越人，他们很早就掌握了造船和航海技术。《逸周书》称：“成王时，于越献舟。”《慎子》记载：“行海坐而至越，有舟故也。”《史记·东越列传》肯定了宁波是当时的出海之地，航行已达台湾岛和日本西南岛屿。考古发掘资料证明，古代浙江地区是良渚文化和河姆渡文化的发祥地。生产工具从使用木耜到向青铜器、铜制和铁制工具的变革，使生活在江南优越地理环境中的先人们很早就发展了农业及其他副业，建立起江南经济的文明。 三国时期，东吴利用江南地区的优越地理条件，鼓励人民“广开农桑之业，积不訾之储，”[①a]以巩固政权。又用牛耕和推广铁制工具，改进水利工程，导溪入河，蓄水防旱，以及实行奖励垦荒的政策。几年之后，终于形成“谷帛如玉，稻田沃野，民无饥岁，所谓金城汤池，强富之国也。”[②a]农业的繁荣丰富了市场，加速了各行各业的发展。其时，长江中的战船首推东吴，远近闻名。在候官（今福州市）设有典船校尉，强令刑徒集中造船。战船船体分上下五层，全船能容三千兵士。浙江地区的经济发展和造船业的发展，为其海外贸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市舶司的建立与对外贸易 随着封建经济的逐渐发展，经商已成为人们经济生活中一种重要手段，统治阶级为了拓展对外贸易。以国家形式出现的贸易制度渐趋形成。 三国时代，东吴是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东吴统治者善于经商、注重经商。《吴都赋》记载：“富中之氓，货殖之选，乘时射利，财丰巨万。”公元233年，将军贺达等率兵七万余人载金银珠宝珍奇货物远航到辽东半岛、高丽国。据《太平御览》所记，驰往大秦船只是“张七帆”的大船，大船有二十多丈，离水面高达三丈左右，载客六、七百人、载物万斛。市舶司建立前的浙江贸易以东吴为主首开记录。 1、市舶司的建立 南北朝时期偏重南海贸易，据《宋书》记录，南洋海面上“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商客自来。至隋朝，统治者从“扬威”出发，大量招徕西域外商前来隋朝贸易。京都设立了四方馆，这是外交、外贸合一的中央对外的组织机构，任务是“以待四方使客，各掌其方国及互市事”。唐朝初期设置鸿胪寺，相当于礼仪司专门接待各国友好使节和商贾、学者。以后又专门设商馆招待海外商人。同唐朝友好通商及文化交流的国家已达七十多个。不久，唐设互市监和市舶使掌管对外贸易，市舶使以岭南帅臣监领之。海路有三条，其中一条由明州（今宁波市）或扬州出海横游东海驶往日本以及南亚诸国，明州正式成为唐朝重要通商港口。市舶之设发挥了不少作用。入宋以后，更有市舶司之设，公元971年，宋太祖开宝四年，在广州设置市舶司。此后，北宋政权又陆续在杭州、明州（今宁波市）、泉州、密州（今山东胶县）的板桥镇、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一带）设置了市舶司或市舶务、场。 《宋会要辑稿·职官》中记述：“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又宋高宗语：“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当时宋朝已正式同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最远至非洲中部东南岸一带。 元朝，杭州商业更为发展。《马可波罗行记》载述“城中有大市十所，沿街小市无数……有四、五万人挈其消费之百货来此贸易。”连中等城市湖州，也因丝织工业的迅猛发展，使其商业资本活跃起来。沿海城市庆元（今宁波市）、温州、澉浦（今海盐）、上海等均设市舶司或市舶提举使，提举使在当时是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浙江地区在元朝南方经济地位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公元1403年，明永乐元年，明成祖下令：“依洪武初制，于浙江、福建、广东设市舶提举司，隶布政司。”明朝设置的市舶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末一个。 2、市舶设立后的浙江对外贸易 唐政权设立市舶后，“海外杂国贾舶交至”，从明州登陆进行朝贡贸易的除日本、高丽外，还有南洋一些国家。从明州登陆的外国船舶之多成为唐后期三个港口之最。 五代时期。浙江成为被割据的吴越国的领地。为疏通南北交往，修筑了钱塘江堤，凿平和疏通了江河中的滩面和杂物泥淤，方便了水道的航行。同时，又置博易务管辖南北交往贸易之事，吴越成了泛海通商之地。遣使去新罗，册封渤海王。又去海岛诸国，册封一批当地的郡长首领。又据《吴越备史》记载，浙江最早从海南大食国（即今伊朗）取得火油（即煤油），以铁筒盛之，用火点燃，其烈焰弥盛。 北宋时期。两浙地区经济上更加发达，国家重视浙江的经济发展，使造船业更为兴旺。杭州、明州、温州、秀州成为全国造船业主要承担地区。工人之多、规模之大、船体之精巧宏伟令高丽人“欢呼嘉叹”，而百姓更是争相传递信息“倾国耸观”。[①b]由于北宋战祸横飞连年不断，北方陆路被西夏和辽割断，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北宋政权重视对海外贸易，重视对外商权益的保护，明令外商可向朝廷控告，上诉不法官商。政府解决外商的困难，一旦船只遭遇海上风险就尽力给予援救。总之，对外国商人在华行商提供经营、生活、航行中的一切便利，保证了奖励制度和招诱外商来华进行贸易的利益，促进了浙江的对外贸易。 元朝。统治者为了使蒙古游牧部落从低下的生产水平中解放出来，加强了经济政策上的一系列对外经济贸易的措施，其有利条件是一统中华，开拓了疆界，庆元港（即今宁波港）成了海运外贸港和军事港口。庆元港建得更加完善，有了充分的经营基础，促进了外贸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