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自贡是我国著名的井盐产地。明代中叶，这里从一眼“非人力錾凿所成”、“井水自然流出”的“自流井”开始，迅速出现一批井群，形成为中国又一个新的产盐区。迨至明末清初，因长达数十年的战乱，这个世界上第一次大规模进行工业性开采的“自流井气水田”惨遭破坏，富饶的井盐产地沦为战乱的“重灾区”。顺治五年（1648年），清王朝势力进入四川，即着手清理整饬井盐业。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政府平定四川后，随着一系列“休养生息”政策的实施，以井盐业为主体的四川经济得到振兴。“自流井”也得以恢复并逐步发展为我国著名的盐都，并成为我国历史上开发中西部的成功典型。清初对“自流井”盐业的开发是清朝政府开发、振兴边疆地方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考察这一段历史，剖析清朝政府开发边疆的政策，对于今天开发和发展我国中西部也有现实意义。 一、明末清初战乱对自流井的破坏 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工部尚书张瀚路经富顺县地，目睹当地开采井盐的奇迷景观，并留下了十分珍贵的记录：“内江、富顺之交有盐井，曰自流，新开，原非人工所凿，而水自流出，汲之可以煎盐，流甚大，利颇饶，多为势家所擅。有油井，井水如油，仅可燃灯，不堪食。有火井，土人用竹筒引火气煎盐，一井可供十余锅，筒不焦而所通盐水辍沸，此理之难解者。”[①]明天启朝（1621～1627）时，自流井一带地方已有盐井380眼，输课银1002两[②]。说明当时自流井盐业生产已初具规模。从明末到清初，长达数十年的战乱使四川地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盐业呈现出一片残破景象。顺治五年（1648年），四川巡按赵班玺“入蜀受事”，亲见当时四川“一切盐场政务荒废已极”，“井圮灶废”，“百不存一”[③]。顺治十七年（1660年），四川巡按兼管盐法屯田试监察御史张所志视察自流井，在其《揭帖》[④]中：真实记录了顺治十六～十七年间自流井的盐业状况，从中可了解以下几个情况： 1、战乱前，自流井有盐井380余眼，它附近的新罗小井有74眼、宋王小井有38眼，共计492眼。经几十年的战乱，自流井坍塞盐井360眼、新罗小井坍塞盐井64眼、宋王小井坍塞盐井34眼，共坍塞盐井458眼，占原盐井数的93.09%。就自流井一个地方坍塞盐井360眼、占原盐井数的94.7%来看，自流井的盐井确已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2、顺治五年（1648年），清军开始进入四川，自流井盐业在战乱的影响之外又受到横征暴敛的掠夺。按张所志在《揭帖》中统计的，顺治十六年七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终止，“以上半年共征银一百九十二两二钱五分”，可知“自流井盐井原额三百八十眼，每年输课一千零二两”，平均每井每年征课二两六钱四分；而顺治十六年，自流井“实在现有盐井二十眼”，半年就“征银一百二十六两二钱五分”，平均每井六两三钱一分，每井半年的征银竟为原来的2.4倍。 3、为此，李合川、王六结、刘绳等一批灶户向清政府申诉盐政中的种种积弊。一些清政府的官员也认识到，“为荒灶惨苦已极，赏照旧制，以苏民困，以广新恩事”，须“厘剔伪政”，革新盐政。 二、康熙朝四川的平定使自流井得以恢复 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政府第二次平定四川。但当时富顺县知县钱绍隆视察自流井时看到的情形是：“自流井一带地方，兵马往来日于此焉，托处之灶民皆遁至威远、荣县数十里外，床几悉为火薪，稻罄谷于马料，灶民停煎煮盖五月余矣。种种毒害，惨目伤心，莫可名状，职竭力招徕而惊魂未定，逃匿山箐，莫肯复出。”[⑤]为此，他一方面吁请禁兵害，另一方面主张“竭力招徕”，动员“逃匿山箐”的灶民返回，尽快恢复盐业生产。直至康熙十九年以后，为恢复川盐生产，清政府才采取了一系列宽松政策，其总体精神是“盐法，蜀利之大者，亦务从民便”[⑥]，具体内容为“四允许”： 1.允许自由开凿。淘浚旧井、开凿新井是恢复川盐生产的基本活动，但盐井“开凿艰难，每井常费中人数家之产”[⑦]。在政府拿不出钱的情况下，遂“任民自由开凿”[⑧]，允许民间自筹资金，自由地淘浚开凿盐井，所开凿盐井，“遂为人民私产”[⑨]。这一政策实施的结果是大量的旧盐井很快得以淘浚起复，一批新井也相继被开凿出来。 2.允许自煎自卖。长期以来，盐是一种政治性极强的商品，其生产和销售一直为官府所控制，且生产和销售分离，灶户不能进入流通领域，盐由政府招商运销。清政府允许川盐“灶户自煎自卖”[⑩]后，从事生产的灶户进入流通领域，一方面可以迅速地积累资金，用于恢复和发展生产；另一方面，也标志着井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重大变革。灶户有了自产自销权，就会逐渐拥有一部或大部分生产资料，从而调动其生产积极性，这对恢复和发展生产是有利的。同时，对于传统的井盐生产管理来说，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和长足的进步。 3.允许自领自卖。在允许灶户自产自销的同时，也允许民间“自领自卖”。当时，四川“户少人稀，行盐有限，贸易近无专商”，盐的运销“多系农民乘间逐末，或朝贩盐斤，暮操耒耜”(11)；而对民间贩盐“不拘大商小贩，通行无滞”，“官素不甚禁，以活穷民”(12)。允许民间自领自卖，是清朝政府当权者根据当时四川的客观经济条件的明智之举。康熙六年（1667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就指出，“况盐井尽为贼填，开淘原不易，只此小票，听民自领自卖，颇为简便。若额定每州县行盐若干，派引几许，反致行盐无民，岁课有亏。”(13)在相当长时间内，清朝政府对四川盐业实行“听民自领自卖”的政策确使流通领域充满了勃勃生机，“商民甚为相安，总无亏于正税”(14)，进而对于促进业生产、振兴四川地方经济，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